抵牾的诠释

木芙蓉花下

抵牾的诠释

   元稹在历史上是个有争议的人，谤誉集于一身。白居易褒之：其心如肺石，动则达穷民。一生诗歌唱和，情逾手足。裴度却上书皇帝，严厉指责其与宦官勾结，乃扰乱朝政奸佞之人。元稹的传奇文学作品《莺莺传》，宋赵令畴认为是作者自传，后之学者刘克庄，牛僧孺，鲁迅，陈寅格都宗其说。近来研究中唐和元稹，我深感困惑。在遥远的8世纪末9世纪初，那个历史上的中唐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时代？而元稹的真实精神面目是什么？作为文人来说，毫无疑问，元是与白比肩齐名的大才子，策论，制诰文章，都是通天彻底大手笔，诗赋和传奇文学，更是名垂后世。但是如果他在人品上立不起来，那么，我就会散失最起码的兴趣，对于有争议的历史人物，我面对两种不同的看法，凭着自己的感觉，偏向正面评价。因为，我不相信写那样文章诗歌的人，人会很低劣不堪。如果，《莺莺传》是作者自传，那么，为了婚姻交豪门始乱终弃莺莺，现代社会都是无良之辈，不可能有那么强烈的济世忧民之心。人的情感和智识是一体的东西，不能想象情感轻浮之辈会有大义于家国。那么，到底是不是自传？昨天读宇文所安的《中国中世纪的终结》，我得到了一个满意的解释，感叹中国学者做学问思路的线形化。宇文所安书的大意：是否自传，已经无从考查，而且无意义。我们从文本上来分析。《莺莺传》包含两种观点，这两种观点都试图控制整个故事，向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导出判断，这个在唐传奇作品中都是独一无二的。坦率的说，我昨天匆匆读了一下，还没有真正理解这两种价值观点，不能给出概括性的两句话，不过，我已经能够感觉到《莺莺传》不是肤浅的一部才子佳人传奇，文本里互相抵牾的价值纠葛，其实与中唐的社会文化民俗的复杂背景相呼应。它是一面镜子，反映了那个时代和元稹的文才见识和矛盾。这种特定时期大才子的矛盾的背景是时代的矛盾，那么，这矛盾在其命运中的展开，就极有意思了。我相信并且预感到，自己在接近一个非常有魅力有意思的时代和一个非常有才华有特点的人，那么那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最后的结果一定会比现在我所拥有的资料有趣味。这有个前提，我并不反感他，他在情感上受到的指责，就是抛弃莺莺，在政治上受到的指责就是接交宦官，谋求相位。这两点都是需要去研究和探索的，并没有确实的证据。宦官也是人，有宦官爱其诗文，愿意结交，那么，要求人人都拒绝与他们交往，其实是一种道德上的苛责罢了。
     我想能更多地体会元稹留给我的诗赋文章，结合其经历，通过文本分析和人物生活轨迹的互参，去努力了解其中的“两种观点的矛盾”，以及“选择和徘徊”，我“并不能还原一个真实的元稹”，而只能去通过这个案例引发“更多的对于问题的思考”以及感动。我只相信这个人的命运会感动我，我绝对不相信自己能还原一个真实的他。因为，你隔着时空的无穷距离，阴阳之隔，你说的还原只是又一个自欺欺人。这个西方学者是深得其中三昧,将书中的这一章命名为:抵牾的诠释.

    其实，我们所有“复合性”而“非线性”语言的现代诗歌，何尝不是一再重复着这种“抵牾的诠释”？那种非此即彼，不好即坏的简单价值判断已经成为历史，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复合的智性”时代，所有现代和后现代文学艺术都在探索和展开这种内心影射世界的抵牾，这种碾转反侧中有缠绵和良知，比起那种标语性的文字有更多对生命的关怀。我想最后“抵牾”一定导向“明确”，我们不可能耽搁在矛盾中，而是经历纠葛才了解人生，更清朗地知道方向，确证价值。大疑大信，那是一种信仰的智力活动，爱情需要考验，那是对它的重视。历史上所有真正信仰，都是死去后生，几死几生，而后不疑，而后可以交付。盲目的信仰，总是与利益结合得更紧密一些，与时势所然同流合污，更接近一个词根

  最后，我还感觉到元稹是一个比他的同时代人更清晰透彻这种抵牾的大才子，所以，他令人难以相信地把握了自己的文本，成为一个反讽大师.

  其实，这种判断是一种习惯，导致歌颂和盲目。一个20出头的年轻人，写了一部有自身影子的“自传体”小说，而不是“自传”，即使才华再高，那也不过是一种叙事和抒情的探索阶段，有创作经验的我们，知道评论家的过誉，通常都是他们自己创作冲动的一个畸形儿。我应该常常提醒自己消解那种“他是大师”的感觉和思维习惯，才能慢慢达到“抵牾地诠释”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