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质平民和精神贵族的阵痛

雪山的胡子

物质平民和精神贵族的阵痛

醉卧太白

    人，活着究竟为了什么？是物质的贪欲，还是精神的享受？是亲情友情爱情的维系，还是吃喝拉撒睡的来去匆匆？是为了认同的信仰？还是为了改变命运的轨迹？这样那样的叩问，都将一切文化、道德的解释敲击得晕头转向，不知所云。人生，就像在密林中跋涉，一旦呱呱坠地，便踏上了一条布满荆棘，也洒满阳光的追寻理想与现实的不归途。芸芸众生，或为财死，或为食亡，或为理想现身，或为衣食低眉，或为抗争呐喊，或为宁静低唱……达官显贵，才子佳人，贩夫走卒，江湖郎中，各怀梦想，都跋涉得异常艰辛。在这个物欲横流，信仰缺失的商业时代，面对水火两重天，诗歌，便成了物质平民和精神贵族的阵痛。   
    人类自古以来，在创造世界的同时也在创造着诗歌。一个伟大的民族，就是一部壮丽的史诗，她记录了一个民族荣辱、盛衰、苦难，抗争，伤痛和血泪的历史。而每一首诗歌都是这部大歌之风中一朵小花瓣，一片枯黄叶，一粒细沙尘，一个小音符，一颗亮星星。岁月永远无法阻挡不了诗歌，她铎路而来，踏浪而歌，如洪水，如激流，如风雨，如岩石，如深厚的黄土地，发出一个时代呐喊、悲愤、颂歌，或渔舟晚唱，或晓风残月，或浅吟低酌，抚慰着时代的伤痛，诉说着时代的颤音。古往今来，诗歌和音乐一直是艺术王国的贵族，当贵族沦落的时候，社会也便走失。与普世的价值观挤眉弄眼的诗歌，也便成了社会的调味品，如洋酒之于冰块，如红唇之于金钱。如贪欲之于伟哥，羞羞答答暧昧不已的软曲小酒般的歌者，也会成为诗歌的畸形追捧偶像。消费观念的改变，也在潜移默化地误导诗歌，向物质靠拢，向美人传情。无奈的悲愤诗人，或被金钱收买，或向财富低头，或献媚权贵，或沦为文妓。是诗人的无奈，还是这个社会的？      
    给诗歌和诗人丢脸的事情近年来频频曝光，先有深圳诗人被富婆包养，富婆淫荡，诗人无力，便每天看到富婆与狗交配，蒙羞至此，还声言“为了诗歌”乎？近来有80后诗人，号称穷，但不想放弃诗歌，开价120万向富婆寻租，但瘦弱的“诗人”在打工期间都经常能晕过去，何以让富婆心旌摇荡神魂颠倒，岂非天方夜谭！时隔几年的两位诗人，让人怀疑是真爱诗还是真爱钱。诗人是公共精神产品的制造者，诗歌一经创作，便成为社会的文化产品，而并非专卖商品。诗歌文化产品的滞销，即便让诗人为其生存绝望，也不能到了依靠诗歌寻求物质贪欲的境地。虽然，为诗歌献身者让人敬佩但不足以弘扬这种乌托邦主义，但以诗歌的名义委身于物质的富足，甚至醉生梦死的幻想，对无辜的诗歌而言实在是逼良为娼。而玷污和亵渎诗歌，对一个以诗歌的名义厚颜无耻的江湖伪诗人来说，与欺世盗名无异。再说回来，媒体的炒作，与其说是为了吸引眼球图个洛阳纸贵，还不如说是迎合了低级的趣味，拿狗屎当冰激淋沿街叫卖。也让人怀疑主旋律之下，阴沟里粉墨登场的不仅仅是低级趣味的伪诗人，还有披着合法公众媒体外衣搅浑水的打手。不难看出，媒体不遗余力地曝光炒作，真让人想到怡红院妈咪，霓虹灯下的皮条客，纣王床上的妲己。诚然，社会之大无奇不有，而将个别丑恶现象大肆炒作居心何在？又与炒饭炒进了老鼠屎何异？当道德沦丧之时，媒体不是围追堵截，不是大声疾呼，不是嗤之以鼻，而是苍蝇见血，闻风而动，大肆贩卖，又让人对媒体的社会良知和职业道德岂敢恭维。在这场炒作者和被炒作者联手向文化道德犬牙相向之时，羸弱的诗歌，便又一次受到戕害。
    诗歌靠什么活着？诗歌靠物质的丰盈活着么？靠沿街乞讨活着么？回答是否定的。自古以来，成为千古绝响的诗句，都是圣洁的，高贵的，有的是风骨。有出自王侯将相之手么？骄奢淫逸的生活，腰缠万贯的巨贾，有时代之音么？有黄钟大吕么？有民间疾声么？一部伟大的作品，完全不会在灯红酒绿衣食无忧的陶醉中诞生，诗歌亦是如此。诚然，伟大的诗歌或许就来自于风声鹤唳，或许就吟哦于秋风茅屋，或许就来自于柴门犬吠的寻常百姓的生活。现实总是那么残酷，因此，伟大的诗歌是悲悯的，是抚慰贫民的，是抚摸心灵伤口的，而从没有歌舞升平的享乐主义的现实能够安慰诗人。诗歌是大象无形大音希声，诗人是孤独的职业。现代社会一个有骨气的人，才有资格向往诗歌。贫穷是这个社会的主流，即便一个贫困山区的农民，一个下岗职工，一个残疾人，如果真爱，照样也可以堂堂正正地写出好诗歌。山西农民新行先生爱诗几十年，终成一集《往事如燃》，托人找著名作家韩石山先生作序，韩石山数日后看了手稿大发感慨，高度赞扬，称这位农民，爱诗，是真爱，“他是真诗人”。从不给人写序的韩石山便欣然命笔，行云流水，一气呵成。新行深表感激，提一袋自家产的核桃深表感激和谢意。可悲的是，前文提及的两位伪诗人，将卑琐的苛求凌驾于纯洁的诗歌之上狡辩其“为了诗歌”，实在是荒谬之至。拿掉“为了诗歌”的遮羞布，那藏在肮脏身下的小九九与农民诗人新行先生的质朴比较，实在是天上地下。鄙人相信，“为了诗歌”卖身的伪诗人，也绝对写不出真正的诗歌来，当物质生活成为诗人的极大追求之时，诗歌就会死亡。或许，这就是诗歌的神奇力量。
    人，多数不是为做诗人而生的，或许，更多的只是为爱诗而来。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作为诗歌，是游走于物质之上，能活命就能唱歌的私人活动。将诗歌作为生存的手段，作为生活的盛宴，不仅仅是痴心妄想，还真让人睥睨其人格的卑贱。当一个人解决不了生存问题或者给不了自己想要的生活，又对诗歌暗送秋波心若旁骛的时候，就省点油，少点饭量吧。（甚至会让人怀疑其眼高手低，浅尝辄止，进而怀疑其天资和智商，还是先静下来做事吧。）再者，普通诗人的生存状态，何必拿出来让社会关注，何必对寂寞女人寄予厚望，也何必让社会为一个咿咿呀呀的伪诗人埋单。我相信诗歌绝对不是一种职业，靠诗歌吃饭生活的绝对不是真诗人。把诗歌作为一种谋生的手段，本身就走入方向性的误区，也是对现实的无理苛求。诗歌，是深入于各种职业之间的艺术之神。乡野村夫也罢，达官贵人也罢，无一偏爱，一视同仁，而更多的好诗歌只会在阵痛中突然迸发，如火山，如喷泉。王子宫殿，美人帐暖，有几多诗歌的火光闪现？委琐无骨，摇尾乞怜，只能被社会无情唾弃！还诗歌一个清清白白的名分，而不是作为物质和精神的私生子！把诗歌作为冷热分明的生活的吟唱，作为物质平民和精神贵族的阵痛中的不经意的绝响吧。鄙人相信，做个物质平民的同时，照样可以坐上精神贵族的宝座，激情作诗，安静生活。这，或许就是我心中的诗人。                                   

                            2009年4月4日16:01:27  （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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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飞雪

我们需要诗的中层阶级
作者：非马

不管科学怎么进步，也不管每天有多少五花八门的工业产品上市，我们的日常生活里，仍充满著各式各样无聊的重复，麻木了我们的神经。太阳底下无新事。超现实画家达利有一次说，如果他在饭馆里点一客龙虾，他知道端上来的绝不会是一个烤熟的电话机。一切都是那么可预料那么缺少变化。这日复一日的重复，很容易使我们对生活感到厌倦。我们需要一些新的刺激，我们希望听到一些新鲜的话或看到新奇的事物，使我们的心头活水潺潺流动，不致停滞枯竭。

艺术家的基本任务便是为人类提供新颖的东西：新颖的叙述方式，新颖的视角，新颖的意义，新颖的美。一味摹仿名画不可能成为画家，一味抄袭名句不可能成为诗人。不创新便不配被称为艺术家，也永远进不了历史，这是可断言的。一个有抱负的诗人绝不甘心只做个追随者，他必须努力把话说得跟前人不同，并且试著说得更好。

求新的压力产生了艺术。在艺术的领域里，旧的法则必然不断地被违反，旧的规律必然不断地被破坏。这一切都是为了求变与创新，我们大可不必大惊小怪，更不可抱残守缺。为了弥补因不断重复所造成的冲击力的减弱以及人们反应的疲惫迟钝，艺术家们不得不想法增强作品的刺激性。作曲家也许采用越来越大的音响，画家也许采用越来越大的画布。但人类的耳膜对音响的承受力有一定的限度，空间的限制也使画面没法无止境地增大。超过某个限度，音响会把耳膜震痛甚至震聋，绘画会找不到可悬挂的墙壁，而且也会让人有喧宾夺主之感。类似的情形也可能发生在以文字为媒介的诗上。如果过分地求新求变使一些作品成为“打翻了的铅字架”，让读者见而生畏甚至走避，实在是得不偿失。心理学家们曾对刺激因素做了许多试验与分析，发现一件艺术品含有太强烈的刺激性，同刺激性不足一样，都会引起观众的反感与排斥。一般人不喜欢偏离现状过大的变化。这种倾向导致了文学艺术史上渐进有序的平稳变革。即使有时候社会动乱可能引起革命性的剧钜变化，或人为的有意识的矫枉过正，但这种变化通常都很短暂，不可能持久。

当今的中国诗坛，常予我以两极化的不安感觉。一方面是一批过分保守的老诗人尽在那里唱老调炒冷饭，另一方面却有许多标榜前卫或后现代的年轻诗人，他们不但唾弃中国的传统，也忽视西方的传统，天真地以为只要截取西方某个时期里的某一个流派，便能在它上面筑造起中国的新诗。他们不知道，没有传统做基础的诗，是不可能生根更不可能开花结果的。而急躁的他们只一心一意想超越别人甚至超越自己，对一切都稍尝即止，无暇站稳脚跟定下心来，把手边的工作好好做出一点成绩贡献。结果不是在那里兜圈子，便是走进晦涩的死胡同。白白消耗了许多自己宝贵的时间与精力，以及读者对诗的热情。

我们都知道，在一个社会里，如果中层阶级（不太穷又不太富的小康阶级）的人口占大多数，这个社会通常会比较稳定。我想我们的诗坛也需要这样一个中层阶级。这个处在两极之间的诗人群，将遵循中庸之道（既不太保守也不太激进），用扎实的创作成果来构成诗坛的主流。主流之外，当然也需要有勇于冒险敢作试验的前卫诗人群。但前卫诗人群只是也只能是少数（不可能人人都去充当先锋），而且他们必须出身于诗的中层阶级，才有足够的历练与胆识来从事有意义的探索。而诗的百万富翁--高瞻远瞩、著作等身的大诗人--也只能从中层阶级里脱颖而出，而不是在一夜之间突然暴发起来的。

文以载道的时代当然早已过去，但如果一个诗人的作品不能引起人们对苦难者的同情与伶悯、或对大自然的喜爱；不能激励人们的精神向上，或带给人们温暖慰藉；不能促使人们向往自由与光明，并在他们的内心深处点燃希望，觉得活著真好；无法扩展人们的视野、加深对人性的了解并为人类的文明增添财富；如果这个诗人只知道盲目地追逐时髦，不分青红皂白地从事破坏颠覆，甚至鼓动带领人们走向分崩离析、猜忌冷漠、孤绝黑暗的心灵境地，我们要这样的诗人干什么？

这是非马先生在我的访谈录中的一段话，也许为我们指出了一个诗人的定位，我认为非常正确！

静听夜雨

“给诗歌和诗人丢脸的事情近年来频频曝光”我以为这些人本来就不是真正的诗人。

问好雪山的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