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观”文学场建构的开始
——序高低散文集《舌尖舞》
●叶匡政
我一直不大明白,我们为什么要写散文?难道只是因为我们恰巧生在这个散文国度?我和梁小斌私下探讨过散文的写法,发现今天的散文写作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之初往往有感而发、中途大多夹叙夹议、娴熟境地时便可述而不作了。说来说去,在今天的文学环境中,我们认为自己暂时还没有资格写散文。梁小斌有一句口头禅:你又不是名人,写什么散文。有时,我们写了点文学无法归类的东西,也会称它是散文,自己倒觉得玷污了散文这两个好字。
现在的常识是,一个人到了晚年,大概就可以写写散文了,这时心态和名人的差不多,与周遭人事也和谐共处了,笔下才能显出 “述而不作”的散文意境。原来写散文,是要有一个散文心态的。我连正心正襟的时段还没过呢,又怎能体悟到渔樵人家、天道悠悠的散文心境?
所以,我一下看到高低(王志高)写了这么多散文,是吃了一惊的。这被我奉为神秘的文体,却早已有人烂熟于胸了。我不大喜欢探察别人的写作方式,但又常常忍不住反驳别人认为显而易见的真理。这反驳只发生在心里,当我说出来时,其实我已经与它和解了。这种紧张的内心生活,我自己已经习惯了,甚至还有点喜欢它的神出鬼没。这显然不符合高低散文的写作指向,高低心头洋溢的是“淡泊”二字。这淡泊的念头,常常使他能找到适合自己文字生发的事件。这文字是淡泊所特许的,可以琐屑,可以普通,可以微小,那沉默处反而成为作者最完满的话语。有位禅宗大师说过:“当你走路时,要心满意足的走路。当你坐下时,要心满意足地坐下来。切记一句话:不要摆脱现状!”我们大体可以把这句话,看作是对高低散文状态的一种描摹。
这种状态是怎么来的,倒成为困惑我的一个问题。说中国是一个散文国度,我想大多数人都不会反对。小时候父母便让读《古文观止》,稍大一些又让读《昭明文选》,那时崇尚西方文学观,对序、记、铭之类的文字,心中确实有点不以为然。功用足了,写封信也能成为文学,父母说这话我是完全听不进去的。那时读韩愈的《送李愿归盘谷序》《祭十二郎文》等,也没觉出太多的好来。不像今天咀嚼,才尝出一些真天真地的大性情。韩愈摆脱了以前散文的种种拘束,使散文在古文学中获得了极高的地位。韩愈说:“我非好古之文,好古之道也。”自此,中国的散文,与一个人的人生境界连在了一起。人们读文,更多地是为了读人。
及至清代,安徽桐城派的姚鼐对散文是有大贡献的。他编的《古文辞类纂》我粗粗读过一些篇章,在这部文集中,他开天辟地地将散文文体分为论辨、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传状、碑志、杂记、箴铭、颂赞、辞赋、哀祭共十三类。从这十三种分类,我们就会大概明白中国散文的境界,这种对实用文本的尊重,是一种直见性命的尊重,这即是对文章的大信,也是对人世的大信。原来中国的散文之道,就藏在“用”字中,所以知有知无,所以有情有义,所以晓事知礼。姚鼐还特别提出了八个字:神、理、气、味、格、律、声、色,作为品评散文的标准,这八字方针即使今天看来,也不落伍。
中国古典文学观,和我们今天有很大不同,他们从不认为文学即是道,而是寄道于文学中。这是一个大分别,不仅会改变我们看待散文的眼光,还会改变我们对待人世的态度。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对当下的那些“创作型”散文一直是持怀疑态度的。在文学场内,这些散文似乎占了先手,但站在中国文章的立场上,这些散文不过是依附在西方文学观之下的一些文字游戏,貌似先锋,实则腐朽。这个场域在,游戏者还能碰到一些捧场看热闹的,一旦这个场域不在了,这些散文不过是一堆废纸。对作者也好,对观者也好,均百无一用,因为在写作之时,文本与人就是隔绝的。高低显然不属此类作家,这使他比那些知名的散文家要早走了几步。
我以为,未来的10年,会有一个“中国观”文学场的建构,它会完全颠覆现在这个源自西方的文学观。“文学” 过去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都是泛指一切有人文价值的古典文献。我们现在的“文学”观,是源自近代欧洲的一种思想建构,历史还不到两百年。它被建构的原因虽然复杂,但它所做的工作,不过是把有一定精神深度的纯审美文本,从一切文献中分离出来,并使它日趋独立和体制化。这个被逐步确立的文学观,显然与已经非常成熟的中国古典文学是对抗的,它甚至使有着几千年历史的“中国情怀”,无法在这个文学空间中绵延。变革会首先出现在中国的散文领域,它通过恢复对实用文本的尊重,来体现对中国传统的尊重,它会使每一个作家重新面对“命题作文”与“自由写作”两个核心问题,散文的神圣与力量,也许就藏在“命题作文”这一仆人的姿态中。听说高低的《舌尖舞》将被收入一套叫“新桐城派文汇”的丛书中,我期望这套丛书能够真正张扬桐城派散文大家姚鼐的一些散文理念,也许这就是“中国观”文学场建构的开始。
这篇短序本想以“千载清风序高低”为题,后来想,这本就是篇命题作文,不如学了韩愈,老老实实取个实用标题,这也算是我写作此文的一个心得吧。是为序。
(叶匡政,著名诗人,独立出版人,文化批评人。祖籍安徽省太湖县,合肥人。现居北京。著有诗集《城市书》、《小说馆》、长诗《“571工程”纪要样本》等,曾获台湾第一届双子星国际新诗奖及国内10多种诗歌奖。个人编有《孙中山在说》《日本格调》《大往事》等多种图书。主编过“华语新经典文库”“非主流文学典藏”“独立文学典藏”“独立学术典藏”“独立史料典藏”等多种丛书。1990年初开始“城市中的心灵之书”写作,作品客观、沉思、精敏、准确地探究了现代人深层经验的多重内涵,昭示了新的城市诗歌“说话人”的出现,对中国城市的汉语诗歌表达产生过重要的影响。2006年10月发表《文学死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十四种死状》《中国文艺复兴宣言》等一系列文化批评文章,在文化界及学界引起强烈反响,是新世纪以来标志性的文化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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