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史系列之 王安石与司马光

全鼎子

                   王安石与司马光

    王安石和司马光是朋友，世人皆知。宋朝是个文官居重的朝代，这得益于开国皇帝赵匡胤的小肚鸡肠，却开百代文官政府之先河。王安石与司马光同朝为官，一概地忠君为民，定然在许多重大事件上看法没有分歧或基本相同，不成朋友都难。想来这二位深居简出，位高权重，同掌国之权柄，秉烛夜谈共商国事的剪影可谓美不胜收；性情上又都是狷直刚烈，与卑劣龌龊不共戴天，故不仅是朋友，可能还是莫逆之交。
    是朋友，不是没区别。司马光少即聪慧，才智过人已成定论，至成人之后人格当然相当健全，此且不谈。单看他如何领导编写《资治通鉴》，便可见其为人之大略。首先看他撰写的《进书表》上说的：“每患迁、固以来，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遍，况于人主日有万几，何暇周览？臣常自揆，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民生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也就是说，他选编这部书的要旨是总结历代经验教训，为皇帝提供借鉴，以更好的治理国家。因此上宋神宗才为该书取名《资治通鉴》。换句话说，司马光这是忠君，在那个时代，忠君就是报国，就是亲民，为国为民的人肯定厚道，坏不了哪去。还不其然，再看他编书过程中又是怎么操作的：写作时，要求参编人等如刘恕、范祖禹之辈除依正史外，还必须参考杂史、笔记、小说、地志、私人文集等三百余种，写出的初稿竟堆积了两大间屋子，汗牛充栋。他还与合作者分工做各代“长编”，最后自己亲自出马汇总，核对史实，削删冗繁，乃定稿，真正事无巨细事必躬亲，这不是很严谨吗？再细推之，一个人忠厚实诚、办事认真，必然为人持重干练，眼里揉不得沙子，我们大致可以勾画出司马光的性情特点：沉稳，正直，严谨，务实，不苟言谈，飘然如尘外人物，表里都透出凛厉风骨。但司马光的兢兢业业却成就了那部煌煌巨著：它考证审慎，从善如流，各异论不轻弃，统存于考异之中，史料丰富，可信性大，是一部读起来很可靠也很好读的历史！
    但太严谨的人思维总在抽象和逻辑的层面上，情绪不容易勃发。说得不客气点，没有太多情趣，有时还趋向死板，叫作迂，台面上称之为保守。司马光死板不死板，迂不迂我不敢妄加评论，但站在公允的立场上讲，他趋向保守却是不争的事实。钱钟书先生选注的《宋诗选注》没有选一首司马光的诗歌，唐宋八大家里没有司马光的名字，也读不到他的古文。他只凭《资治通鉴》就出了大名，在于他太有才，或者是太没才？我想后一种可能性不大，到底还是在于他的个性特立和选择的表达方式上有别于他人，以至于无心风月罢了。倘若我这样说，还接着写也许看官们不干了，因为王安石性格也浪漫不到那去（苏轼实在是这方面行家），有时跟司马光古怪相比还更甚！按上述逻辑，也理应不是个边走边唱的角色。事实上王安石在做文章上厉害得多，既有“春色恼人眠不得，月移花影上阑干”的婉约，也有“一水带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的浪漫，更有“总把新桃换旧符”的风土。而他的散文也断然开合，发议论于山水间，很奇特的手法！不管怎样，王安石性格的确不比司马光好，他老夫子更执拗，更随性，更峭拔，让人望而生畏。有这么一件事：一次有人请王安石吃饭，是个关系顶不错的人，王安石就没推脱，欣然前往。主人备了一大桌菜肴，丰盛至极，满以为可以让这位贵客开心。席间王安石只顾埋头吃面前的炒青豆，筵席下来，青豆几被其吃光，其他菜压根儿没动箸。这下全京城的人都知道当今相爷爱吃炒青豆，家家请王安石的客都备好炒青豆，并且恭敬地放在他面前。时间长了，王大人就奇怪，这是为何？一挑明，王安石哈哈大笑，道出个中原委：我懒得站起来夹菜，专拣就近的菜吃。尔等在我面前放上鱼翅燕窝，看我吃还是不吃！吓人一跳。
    据说王安石的长袍经年不洗，胸前都结了一层硬壳，他也在所不惜，照样上见天子，下洽同僚，招摇过世，令人瞠目结舌！堂堂宰辅，不修边幅。他就是这样搞怪，是行为艺术吗？肯定不是。是他懒吗？家里多少有几个仆人，也不是！既不是标榜，也不是疏忽，那就只一样解释了：此人忙，都没时间脱衣服。他余空思考的可是国家大事啊！
    王安石与司马光在性格方面可谓是五十步与一百步，大哥不讲二哥。有人说做朋友要互补，否则时间做不长，对！但有时朋友间同极排斥，就有了天生了免疫，产生了距离，有距离就免于激化，朋友做的时间或许更长。但再一反思，这样的友谊是建立在相同的事业和价值观上的，与性格上毫无关联，便少去很多人情味，怕就怕一旦没了情分，恐怕就是分道扬镳的时刻。
    果然，这情形终于来了。
    司马光和王安石对于新法态度截然不同。一要变法，一要反对，不可开交，当仁不让。司马光说：国库空虚，是浪费太多的缘故！王安石说：不，是缺少善于理财的人！司马光说：善于理财？弄不好就是善于搜刮，岂不又增加百姓负担？王安石说：错，你错了，善于理财的人是不会增加百姓的负担，就能让国库充盈！他们在皇帝面前辩论，水火不容。司马光嫌老友幼稚，看不清时势，这世道哪能像你那样改呢？王安石怪对方缩头缩脑，要当这保守派，真正百无一用！其实，他们都有偏颇，王安石看到利的一面没看到害的一面，司马光恰恰相反。两位本来属于中国历史天空中的双子座，本该相得益彰，同放异彩，却因一叶遮目，各自为政。时代的局限啊！他们前所未有地较汁不过出于对社稷民生的关切，目标不同性质却一样。他们都是坦诚的，是无私的，即便斗争得再恶毒，也令人肃然起敬！再者说，司马光并不是天生的保守派，他借古证今，他是史学家，他太了解皇朝了，只能温情脉脉地改，不伤元气！王安石是社会学家，他也太了解皇朝了，他看到积贫积弱的大宋冗繁拖沓的局面，不雷厉风行地实施变法，行吗？不行啊！他们站在自己的立场上都觉得有理，加上各自棱角分明的个性，渐行渐远是必然的。他们在最后一次通信中仍然试图相互说服。司马光说：人们都说你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以至天下怨谤！王安石逐条辩驳后，发肺腑言：“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敢知。”这是多么坚定的决心，新法他是要坚持推行，九牛难执！
    王安石和司马光在政见上的分歧难以弥合，两位知交均对对方失望透顶！司马光请辞是明智之举。从此我们再没有看见他们友情修复的报道。当王安石变法失败，寄居在江宁，整天骑个毛驴神神道道，口中念念有词的时候，司马光又回到汴梁城做上王安石曾经的位置，像凌迟一般逐渐废除了新法，回归了往昔温和的国策。他不知道先前的老朋友内心的苦痛！但我敢肯定司马光绝对无意伤害王安石！历史多么像一个车轮在滚动！
    王安石至死都没有后悔变法，他可能比司马光更像一个理想主义者。但他有没有后悔将一切对变法持反对意见的人都视为异己加以排斥，有没有后悔启用了像吕惠卿这样的投机主义者，就不得而知了。

                                 （后一篇：《包拯与王安石》 待续）



[ 本帖最后由 全鼎子 于 2008-2-29 08:41 编辑 ]

雨竹

问好 是历史故事
很深入
期待中

全鼎子

多谢雨竹来读!若好读,请常来!

蓝色手枪

一山不容2虎.一个时代也不能有太多的能人..

如张仪和苏秦.同黯天理.却势不2立..

如果他们都放下一些自我.或许历史也就要改写了..

----跟你学史.继续

全鼎子

只不过是穿行在历史的缝隙罢了!不便讲学习,与您交流个心得!历史即便再严谨,总恢复不了现场.问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