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知的预言：新一轮优美抒情的时代来到了

星海左岸

——纪念中国新诗90周年9位诗人、诗评家及编辑、学者谈新诗重建

王久辛 曹万生 熊辉 周占林
谭旭东 南鸥 蒋登科 刘浩涌 谭五昌


王久辛（诗人，首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获得者）：中国新诗90年，涌现出了以郭沫若等为卓越代表的诗歌大家。可以说一部中国新诗史，就是一部中国诗人追求人的解放的精神追求史。我幸福的是——我是读着这90年来的优秀诗篇成长的；更幸福的是——在过去的90年里，我最少亲身参与了30年，并在其中付出了艰辛又是甜蜜的努力。我深深体会到了创造的幸福，体会到了诗意的人生所给予我的诗意的丰富。我知道， 这丰富是由一代代先辈诗人们开拓的，他们无论有多少缺陷和不足，他们也仍然是我的楷模、先贤与指引我的灯塔。我对他们充满了感激、仰慕与敬畏。他们的作品对我的哺育，使我像不敢忘记父母之恩那样，不敢忘记他们对我的无私的给予。在这里，允许我写下他们的名字吧，他们是：胡适、郭沫若……呵呵，纷至沓来，目不暇接。如果列出，必是一个长长的星宿闪亮的长江黄河。回顾给予我辽阔与深厚、给予我振奋与自信、给予我激情和智慧的前辈们的创造，我极其清晰地感受到：在过去的90年里，诗人们为人的“解放”，付出了卓越的创造；那么未来的创造呢？逐步摆脱了饥饿与贫穷的中国人，此时此刻，比任何一个发达富裕国家的人们来说，都更需要诗意生活的指引与价值观念的重新确立。这决不是夸大精神崇拜与信仰的力量，而是人类生存更加积极健康与有秩规范的精神指引。诗人是什么？从过去90年里的诗歌佳作乃至世界大诗人的经典中我们可以感受到，用纪伯伦的话来说，就是——先知。那么，我要说的是，让先知们为后觉的人们，挥笔抒写魄丽的诗篇吧。我分明看到：裹携着丰富情感与思想，丰富智慧与技艺，丰富色彩与形象的新诗佳作，就要涌现迸射出来了，伴之而来的新的美学原则必将崛起，它像旭日一样，就要跃出地平线啦。
曹万生（四川师范大学诗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诗歌艺术的发展演变，是不断否定、否定之否定的正反循环的过程，喜新厌旧是永恒的规律。从历史到现实，我以为，现在的诗走到需要另一种优美与抒情的时代了，21世纪新诗缺的正是优美与抒情。这是诗的诗美范畴的一个正反合的结果，是另一轮新的优美与抒情开始的时代。优美与抒情本是19世纪浪漫派的原创；20世纪20年代有了徐志摩的改造，中国式的美感让再别康桥成为绝唱；经过半个世纪的折腾否定后，到了70年代末期又有了舒婷式的忧郁与优美的抒情，是那一时代感伤、激愤的产物。在经过第三代诗口语诗解构优美的破坏以后，新诗把感觉化、理念化等不断奉为圭臬，时至今日，大家都感觉出诗的末路与枯燥。事实上，干燥的当代人需要情感的寄托与滋润，忙碌的当代人需要优美的虚幻与润滑。
新的优美与抒情，一定有别于过去，一定要有新的时代的色彩与韵致。这种优美与抒情应该真实，真实是这一轮优美与抒情的生命，诗人不要拿这个时代读者的智商冒险；同时，这种优美与抒情一定要有知性，因为这是一个智慧的时代。
新一轮优美与抒情的时代来到了。
熊辉（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博士、青年诗歌评论家）：如果以新诗90年发展为背景，来考察新诗，我们会发现：商品生产的介入、传播媒介的发展、担当意识的缺席以及创作目标的异化等，使诗歌的艺术和精神感染力日渐式微。怎样增强诗歌的感染力？这是诗人、诗评者以及有社会责任的知识分子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当前，许多作品“精英化”和“自我化”的表达模式背离了诗歌的社会关怀和诗歌精神的“普适性”。作为引导大众进行文化取向和文化消费的精英阶层，诗人的创作目的不能仅仅局囿于自我精神的愉悦和表达，而应当密切联系时代精神和“大我”情感。否则，诗歌就会缺乏与读者共鸣的情感基础，失去精神感染力。要从精神和情感的角度出发真正地增强诗歌的感染力，诗人有必要做到以下几点：首先，诗歌情感应该是使命意识和生命意识的和谐，不能只在个体生命体验的基础上沉溺于个人情感的宣泄。比如舒婷的《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在抒发爱国情怀的同时融入了个体情感，又比如王久辛的《致大海》在抒写诗人爱憎分明的自我情感时，又抒发了整个社会和时代的正义呼声，其作品直抵人们情感深处，给人以强烈的精神震撼，诗歌的感染力由此而生。其次，新诗应该吸取传统诗歌中具有民族色彩的合理成份。现代新诗精神游移和价值更迭的关键原因是缺乏文化精神的皈依感，很多诗人一味地追随外国诗歌的发展脚步来调整自己的创作路向，从而使诗歌精神迷失在图解玄奥哲思的理式中。其实，不同民族的文化精神是在不同的民族心理和文化背景中发展起来的，外国文化精神不一定就能够诠释中国人的存在状况。因此，诗人只有具有民族精神认同感，才能使其作品在符合民族审美的基础上产生更为持久的感染力。再次，诗人应该用自己的创作来构建全面发达的现代化国家，而不应该在商业社会中关注物质利益的得失。中国的现代化不只是物质的现代化，而应该是理性思维和感性思维、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合力绘制出的全面现代化。人文精神的现代化要求诗人淡化名利，创作出具有思想性和艺术性的作品，关注当下人的生存现状，积极引导人们的价值取向，使诗歌具备人文关怀精神，让更多的读者受到精神鼓舞和熏陶，把诗歌的感染力转化为人们精神文化素养的提高。
情到深处自感人，诗歌的感染力在于其情感和精神能否真正打动读者。今天，中国新诗的发展已经步入了多元化和个人化时期，增强诗歌的感染力也存在多种形式和可能，决不能拘囿于情感一端。
周占林（中国诗歌学会网站主编）：诗歌是文学殿堂里一枚经年燃烧的火炬，她让这个殿堂如阳光照耀般鲜亮。但当下新诗的处境却实在不容乐观。诗人们仿佛一头扎进了艺术的象牙塔，为诗歌而诗歌，让诗歌对生活的认知和对现实的关注逐渐淡漠，脱离了生活，偏离了轨道的诗歌之车——乘客越来越少。所以，尽管网络或者纸质媒体上的诗歌越来越“纯粹”也越来越像诗了，却渐渐如假花般缺少了灵魂，而诗的技艺是远远不能与诗歌的灵魂相提并论的。我们无法忘记，中国新诗自“五四”以来对艺术探索和现实关切的双重担当。尽管曾经有病态的繁荣给中国新诗造成了绵长的伤害，但诗人们依然怀着对艺术的挚爱，凭着对社会、对人生的良知和责任，关注现实，努力探索，使新诗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出现了真正的鼎盛，涌现出像叶文福《将军，不能这样做》、李瑛《一月的哀思》、白桦《阳光谁也不能垄断》、艾青《光的赞歌》、熊召政《请举起森林般的手，制止！》、雷抒雁《小草在歌唱》、叶延滨《干妈》等等一大批掷地有声、感人肺腑的作品，也使中国新诗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回家”。进入新世纪以来，李松涛的《无倦苍桑》、《拒绝末日》，王久辛的《狂雪》、《致大海》，马新朝的《幻河》等一大批具有浓厚人文精神和感召力的作品更让诗坛为之一震。他们的诗歌在关注现实、关注民生的同时，也在诗歌的艺术领域进行了认真且执着地追寻和探索，无论是语言风格或是叙述方式，都为当下的新诗出路给出了极佳的答案。读者需要的正是这种融真善美于一体，让人振奋、并体现生活主体精神的好诗。
然而，我们也无须过于悲观。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如何达到新诗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的繁荣，需要诗人们走出去，真正沉到生活中，让诗歌在生活的土壤中发芽，生长。这样，结出的果实才更加饱满，更具有恒久的生命力。
谭旭东（评论家、中国传媒大学博士后）：谈到新诗的创作，就绕不开感染力。诗歌之所以感染人，是因为它的情感丰富、真实。的确“言志说”和“主情说”一直被大家所认可，成为诗歌美学的最基本概念。不可否认，文学创作无论是诗，还是文，都是和创作主体的情感世界相连的，没有情感的人怎么能写出好的诗文呢？但诗歌不能仅仅靠情感，更需要想象力，没有想象力的诗就不可能培养读者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因此即使情真意切也很难有艺术张力。
西方学者包戴利对想象力有一个很好的概括，他认为幻想是以主观逻辑关系构造世界现象的尝试，它将主体的统一性引入无序的世界。想象力则是这样一种能力，这种能力把外在世界与自己想象中存在的形象重新综合，并推演出一种此前并不具有普遍性的新的形象。我觉得中国新诗人在意象建构方面，是缺乏想象力的，我读很多新诗，觉得很多诗人仅仅停留在“打比喻”的阶段，即仅仅会联想，而不会想象。所以当初舒婷、北岛、顾城他们的诗稍稍有一些想象力，就被看作“朦胧诗”。后来的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在立场上我们不论其对错，但他们的共同毛病就是想象力不够，所以前者给人做作、空洞，后者给人平俗、寡味。正是因为这样的诗歌在较长时间内占据着全国各地文学刊物的诗歌栏目及诗歌刊物，致使许多优秀乃至卓越的新诗佳作却被遮蔽，例如曾获首届鲁迅文学奖的优秀作品《拒绝末日》、《狂雪》等等。所以，新诗的读者效应可想而知。
创造性的艺术既非来自虚无，也不是对自然的照本模仿。它们被意象化，在想象力的游戏中世界的形式被意象化，同时被创造性地再现。新诗人应该牢记的不是自身的快感，不是自己的名声，而应该牢记诗之所以为诗，是因为它促发思维与感觉，它训练想象力和创造力，使人从感觉印象的无序中走出来，在以前不曾具有普遍性的地方创造出一种新的形式——而这也意味诗人一定要具有新鲜意象建构的能力，意味着诗人是想象力的天使。
南鸥（诗人、《山花》杂志诗歌编辑、《中国当代汉诗年鉴》执行副主编）：在新诗即将迎来90诞辰的今天，近距离来说，汉语诗歌又再次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无疑，此次公众对诗歌的这种“极端化”方式的关注，充分说明尽管汉语诗歌在自身的演进过程中存在诸多的问题，但时代仍然需要诗歌，公众依然关爱着诗歌。同时，这种关注唤起我们对当下诗歌进行深刻的反思，并力图从反思与批判中重获一种建设的力量。
我认为当下诗歌存在三个致命的病症：一是价值的自我放弃、心灵的自我赦免和命运的自我放逐；二是“独立与责任”这个诗歌最高品质的空前丧失；三是想象力与创造力的严重缺失，审美极度贫血。显然，如何针对这些病症，重构精神元素和诗歌文本，是摆在每一位诗人案上的首要课题。

星海左岸

无疑，当下诗歌走下圣坛是诗歌的进步，但从千百年文化传承来说，我认为诗人是一个时代的圣者和歌王，她应该开掘一个时代的精神，应该引领一个时代的人文精神的内核和主体价值。我们知道，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诗歌精神，它是一个时代的诗歌写作应该确立的一种精神立场和诗歌理想，是诗歌对一个时代及其主体生命诸多层面的彻照与关怀。当下的诗歌精神，我认为就是把转型的阵痛和“后现代”对一个时代的肢解以诗歌的方式凸显出来，发现和揭示伤口的深度和纹理，以诗歌的名义对这段历史进行客观的指认和有效的命名；就是重新激活、唤醒信仰、价值、尊严、情感等诗歌基本元素的内在活力；就是开掘、引领一种和谐社会中独具时代内涵和特点的价值理念及美学原则，进而重构一个时代的精神元素和诗歌文本，从而实现增强诗的感染力以达至陶冶与愉悦人心的目的。
多元是当代社会的总体特征和历史潮流，但我们不能用多元来掩盖事物之间的差异。当代汉语诗歌应该在多元的创作格局中，从纷乱的现场发现本真的存在，严格区别价值多元与精神虚无的界限；严格区别回归心灵、回到生活场景与贩卖心灵、大规模制造浅薄和时尚的界限；严格区别庸俗的身体抚慰与生命本真纹理和细节的界限，创作出具有卓越的创造力和非凡的想像力，独具超凡艺术品质，闪耀着人性之光和汉语诗性之美的优秀作品。
蒋登科（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所长、教授、青年评论家）：中国新诗有一个传统，那就是具有强烈的感染力。纪念中国新诗90华诞，我认为最好的纪念是继承。按照我个人的理解，诗歌的感染力其实就是诗歌作品与读者的亲和力，也就是作品所抒写的情感和读者所体会、渴望的情感之间的交合程度。这种交合程度愈高，读者的接受度也就越高。有些诗人对诗歌的理解存在偏差，认为诗的写作是纯粹个人的事情。在作品没有发表以前，我们不必评说这个说法，但作为阅读对象、传承文明精神的诗，就必须考虑读者的接受问题。这当然不是说，诗人在写作的时候就一定要考虑某首诗是不是会被读者所接受，这个问题是不需要考虑的，因为优秀的诗人在其人格要素里本来就具有这种基因，他们的视野开阔，对人生、世界的理解主要不是站在个人的角度，而是同时考虑着历史、现实，这就使他们在创作中往往尽可能摈弃个人性的因素，努力发掘和张扬能够与大多数读者沟通的艺术因素。个人性不是诗歌艺术的根本属性。个性化倒是优秀诗歌的共同表征。个性化和个人性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美学范畴。
在古今中外的诗歌中，那些长久传诵的佳篇往往都是能够和读者达成心灵沟通的诗篇，有些作品的语言甚至非常明白晓畅，但它们所包含的意蕴却是开阔的，有时甚至达到了哲学般的高度。屈原的忧患情怀、李白的豪迈、杜甫的人文关怀等等，都为世代读者所赞赏。现代的艾青、臧克家、贺敬之、郭小川、何其芳、冯至、戴望舒、穆旦等诗人，通过个人的观察、思考、提炼，抒写着一个民族、时代的情感与心理现实，为我们留下了诸多具有感染力的诗篇。如果诗中没有能够使读者产生共鸣的因素，读者自然不会喜欢，诗篇也就自然缺乏感染力。
刘浩涌（诗人、《大路诗歌网》主编）：感染力应该是诗歌鉴赏与创作不可或缺的标准，而且在当下尤为重要。一盘菜可以没有色香味只要营养，但一首诗不能没有感染力，因为它是艺术品，价值就在于被欣赏的时候给予读者心灵的感染。
诗人可以是工农商学兵的任一成员，历史只会承认作品是他的等级。让诗歌的创作者归位，让诗歌回到她文学的位置上去，这样淘汰掉借诗歌谋利的那一部分，剩下的也许是最大程度上真正有诗歌创造力的群体和独行者。总有沉潜于诗歌的人在民间，“诗歌是文学皇冠上的明珠”，夜明珠都产于深海不在网箱。
写作中如何增强新诗的感染力？我们完全可以通过中国古体诗词同理求证，相对于漫长辉煌的古诗发展史，新诗还在襁褓之中。古诗也是浩如烟海汗牛充栋，为什么有那么一部分长久不衰千古流传？艺术品在艺术上天经地义当然要有造诣，说实话，在新诗创作上我迄今还没发现超越中国古诗的新技术。不讲修辞、韵律这些技术层面必不可少的方面，流行的口语写作所推崇的“我手写我口”竟然是清朝黄遵宪的诗句，实在让人大跌眼镜；高举荷尔蒙大旗自命最先锋的“下半身”在写作题材上的所谓突破也当然超越不了《红楼梦》里的浪子薛蟠。技术上未必新，但有感染力的作品肯定是要有时代性的，易于为大众接受的、有鲜明个性的语言是必须的，你不能说你写新诗用的是古代的高级诗歌语言或者是留待后人破译的诗歌密码，但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诗意的挖掘和诗歌内涵的营造，诗人要在真实的生存当中直面生活，敏感的触角接通社会活体的神经，让诗歌的声音和人类的心跳合拍。从一些流传开来的新诗文本分析，也都在诗歌和从“小我”的个人到“大我”的民族、人类之间存在着心理、情感上的深度契合，如郭沫若的《女神》、骆耕野的《不满》、王久辛的《狂雪》、北岛的《回答》、顾城的《一代人》等等。什么是感染力？合拍就是感染力，你作品中表达的要唤醒唤起读者内心的情感。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诗歌是近乎喑哑的，跟诗歌活动跑马圈地的喧嚣还有著名知名诗人的漫天飞行正好成反比，究其根源社会科学的不发达还有诗人自身素质的平庸都脱不了干系。幸好，十几年对文学史来说只是白驹过隙可以忽略不计。现在有一个关注民生重视和谐的大环境，诗人自己小环境营造得如何更多是自己的事情了。健康和谐的社会需要真善美，也不忌惮暴露假丑恶，老生常谈了，说事实容易但达到真理不容易，能做到什么程度，更多也还是你自己的事儿。
谭五昌（北京师范大学博士、诗歌评论家）：诗歌如何才能具有感染力？从一般意义上而言,这个命题并无新意。但是,当我们把这个命题置入当下诗歌语境和文化语境中来加以考察和审视时,它的重要性便凸现得异常“尖锐”和强烈。换言之，对这个命题的提出和强调，将为诗人们当下的诗歌写作提供价值向度和精神向度上的深刻自省或反思。自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至当下，诗歌的一再“边缘化”已是不争的事实。众所周知，诗歌遭受人们的冷落乃是一种历史意志的体现,这里面有其深刻的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的外在客观原因。然而，作为一名诗人，面对自身悲剧性的历史境遇,是完全的随波逐流，一味地向时代和现实“献媚”,还是保持住诗人独特的品质和禀性，以自身的人格力量与当今这个高度物化的时代勇敢地进行精神的抗争，从而维护诗人自身以及人类自身灵魂的必要的尊严。在普遍的意义上，诗歌是人类反抗精神媚俗和心灵蜕化的最为有力和有效的艺术(文学)形式，它将用艺术的良知使我们的灵魂免于最终的堕落，为我们因承受过多的世俗诱惑的心灵提供一种价值的关照,然而让人遗憾的是,在当下的诗歌写作中，许多诗人将诗歌与日常生存状态直接等同起来,缺乏精神层面和灵魂层面的价值提升，诗学趣味的庸俗化,粗鄙化与诗学观念的浅薄化,平面化似乎已成泛滥之势，给人的感觉好像是诗歌的表现领域已经“无所不能”,实质上已经造成了诗意的大面积流失。我以为，在当下，如果一个诗人的写作与其灵魂状态无关，不去深入表现诗人的灵魂在复杂、浮躁的现实境遇中的挣扎、痛苦与祈求，反而对这一切作刻意的回避，那么他（她）的作品就多少显得有些苍白，就很难震撼读者的心灵，其作品的感染力也就无从谈起。

（以到稿先后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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