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洗尘:2月8日：中国诗人的“忏悔”日

夏天来了

2月8日，新浪和〈南方都市报〉同时推出了诗人梁小斌的〈我为“中国我的钥匙丢了〉忏悔〉一文。
     刚刚过去的2006年,是中国诗歌蒙受屈辱和苦难最多的一年,这一年,诗歌看上去很“热”，但热的太“娱乐”了，甚至“热”到几乎所有与诗歌有关的话题和事件都与诗歌本身无关的程度！
     尽管还有韩寒们的无知，尽管还有一些更无知的人会随意就在酒桌上对一个诗人说“你现在给大家写首诗吧”或“你现在给大家朗诵一首诗吧”，我相信每个写诗的人可能都遭受过这样的尴尬和无奈。怎么办？我们就因此关上门骂娘吗？显然那是一种更可怕的无知和懦弱。
     诗歌，既然曾被提到“通过塑造每一个美好心灵从而完成对于民族灵魂的塑造”这样一个高度，我想，它就应该是有门坎的。因此，是到了每一个诗人都应该好好反省一下自己的时候了：理想、尊严、良知、悲悯、血性、承担、传统、自然、技艺、诗性等等这些本该和诗歌与诗人血脉相连的东西在我们的内心究竟还剩下多少？
   
  刘仰说的好，梁小斌的忏悔，是一面雪亮的镜子！
     默默说：终于，诗坛有人站出来讲句真话了，这个声音我们等了很久，这个声音振聋发聩。今年读到了梁小斌自我剖析的檄文。透完气，来了肃然起敬的劲。《中国，我的钥匙丢了》可以从经典诗歌系列中抹去，但梁小斌的名字必将永远留在经典中。
      刘仰说：梁小斌的忏悔，其实是对所谓“没有说真话的忏悔”的忏悔。有些人在文革过去之后，便标榜自己始终与文革对着干，好像自己从文革一开始就是一个有远见的英雄，以显得自己是一贯正确的（想想当今最有名的文化人中，有谁是这样的？）。对于这样的人来说，梁小斌的忏悔，是一面雪亮的镜子。
      老巢说：但从“那时以来”，我们文学是怎样的嘴脸呢？苍白、虚假、下作。在体制和金钱的双重轭迫下苟延残喘，基本丧失了说真话的能力。那么多的苦难和罪恶，我们浸透血泪的土地，“重如泰山”的死，都在文字中失去了本来的份量，变得麻木、无聊、轻飘飘的。不过我们的作家和诗人们倒是活得理直气壮，煞有介事。看上去他们似乎一点也没愧对时代。现在终于有一个人站出来忏悔了！他指出“一个诗人必须对他写的诗承担责任”，承认自己“提供的所谓‘诗歌经典’”，在“无形地毒化着后人”，建议把它“从所谓的诗歌经典系列中永远抹去”！他是主动的、自觉的，这更难能可贵！在我看来，是历史再一次选择了他！每个时代，不管是伟大还是平庸，都会挑选自己的代言人，在转折点和关键时刻出来说话，并因此结束或开辟一个时期。
  
  安琪说：梁老师是朦胧诗群里唯一未因为诗歌而享受到任何待遇的人，这待遇有两种，一种是获得政府承认而享有的荣华富贵如舒婷，一种是与政府不合作而备受海外某些势力推崇的异议人士如北岛。梁老师因为两者都不沾边而成为真正意义的孤独者，他因为写作而被除名，至今居然像大多数暂居北京的诗人一样成为飘零者。难得的是梁老师从不因此而对当下有何种抱怨，他时常说的一句话是，诗人不应太多考虑生活，生活的问题是，你越考虑，它就越是问题。在我看来，梁老师其实是想为他们那一代人重新定位自己找到一个突破口，即，朦胧诗人们所承担的反叛社会，追求理想，献身某种事业的激情在1979年那个拨乱反正大快人心的日子里因为那么合情合理而受到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推崇，由此，朦胧诗人迅速获得了全民的认同。虽然这认同经历了一段时间的争议乃至貌似强大的批判。在梁老师看来，朦胧诗人们其实承担的是“阐释政治生活的写手”的功能，这种功能，在某个意义上还是意识形态的某种工具，它并未真正发出自己的声音。由此，梁老师感到必须忏悔。

而在我看来，2月8日，梁小斌拉开的,正是中国诗歌从诗人自省开始继而最后完成自我救赎的序幕。

让我们记住这一天吧!2007年2月8日:中国诗人的“忏悔日”！

邓月亮

梁小斌能代表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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