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小斌:我为写出《中国，我的钥匙丢了》而忏悔

夏天来了

［南方都市报编者按］为纪念中国新诗诞辰90周年，1月25日，16位诗人在哈尔滨参加了“第一声——让诗歌发出真正的声音”主题诗歌活动。在活动研讨会上，诗人们针对诗歌界的现状发表观点，最后形成了诗人用以自律的《天问诗歌公约》，这也是中国第一个诗人自律公约。诗人梁小斌就其中“诗人必定是时代的见证”一点有感而发，重新审视了自己被视为“新时期文学”代表作的旧作《中国，我的钥匙丢了》。
　　

   
      1979年，我写出了《中国，我的钥匙丢了》这首诗，发表在当年的《诗刊》10月号上，这首被称为“新时期文学”代表作的诗，引来了不少读者给我写信，甚至有解放军战士把家乡房门的钥匙寄给我，他也要奔向荒野，尝尝“丢失钥匙”后的心灵滋味。

　　这些年，我陆续翻阅了不少文学教科书上对这首诗的评语，大概意思是说：作品集中反映了我们这一代人对“文革”历史的反思和觉醒。于是，我很欣慰，因为这首诗看上去的确像是在“反思”，我便戴着反思者的帽子，在这个“反思者”的功劳簿上打瞌睡，直到2005年，央视将年度桂冠诗人的头衔按到我的头上。

　　因为，至今并无真正思想锋芒直指诗人心底。所以我忏悔！

　　一个诗人在写出“钥匙”之前，他在写什么样的诗呢？我曾经说过，我是个逃离上山下乡劳动的冠军，但我的确由衷地抒发过“第一次进村”的情景，来讴歌知识青年到农村的那场运动。我记得，当“公社美景看不够”时，到底是把麦苗采在手，还是把麦穗拥在怀，我颇费心思。因为麦苗在手，是破坏春耕，而采下麦穗，又是掠取人民的劳动果实。诗人对一个举动作如此揣测，说明他的心迹仍然处在左右摇摆之中。

　　一个诗人必须对他写的诗承担责任，这是我心头的沉重石头，我在讴歌那个暴戾时代的时候，因为早有《理想之歌》在我的头顶，我在那个理想主义的诗坛上，没有哄抢到“暴风雨中的海燕”那顶桂冠。没有抢到并不说明就没有抢夺的愿望，没有抢到活的阶级敌人捡回来斗，我只抢到阶级敌人留在家里的坏思想。

　　那么，当我听到外面在敲锣打鼓地欢庆“十月的胜利”(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我为什么能在一昼夜之间(顶多过了几个礼拜)，立即把我过的那种“卷着红旗到食堂去吃饭”的质朴生活，重新说成是一个“苦难的心灵”，不愿再流浪了呢？

　　我曾经见过，有作家将农民吃的糠菜窝头拿到人民大会堂会议厅，让作家们轮流品尝的情景，糠菜生活本来是我们艰苦生活的象征，怎么在开了几天会后，又变幻成一个苦难生活的象征呢？

　　原来，包括我在内，均是阐释政治生活的写手。所谓“写手”，就是把人与人之间的亲情关系，揭露为阶级斗争关系，或者又依据新的时代要求，把它又还原为友爱关系，犹如那个糠菜窝头。因为它是文学的，它是以感人的面貌出现，它的基本模式是控诉。在我的诗歌那里，两种互相矛盾的声音，被乔装成为一个诗人的心路历程，蒙昧或者被迫，是掩护诗人过关的辩护词。

　　一个时代对于以前时代的思想当然是要批评的，但是我们往往只是抓到坏思想，而抓不到坏人。新中国对于旧中国的批判则是以消灭坏人而建立的。在我们的文学里，作家全是好人，因为作家太狡猾，他躲在了坏思想的里面，把一个坏人坏事的积极参与者，偷偷摸摸演绎成坏思想的受害者，改装成仅仅是活着的被压迫者形象，改装成在外面明明玩得那么疯，最后竟委屈地发现钥匙丢了的人。因此，我们仅抓住政治上的坏人，而丝毫指不出哪个作家和诗人是坏人，因为好像只有作家允许有心路历程，我躲在一个心路历程里，躲在一个骗局里面，并继续感染着后人。

　　我忏悔！当代文学里解构思想看上去具有批判精神，实际上如同《中国，我的钥匙丢了》一样，只是控诉主义骗局的变种，如今的青年诗人们看上去什么事情都未参与，当别人把“腐朽”的大厦盖起来之后，他们猛然成为一个拆建筑的人。我们能提供的所谓“诗歌经典”，就是这样无形地毒化着后人。

　　在“天问诗歌公约”里，有一条很醒目：诗人必须是时代的见证。我们过去把穿着军装在天安门前留影称为时代的见证，我们掏出没用完的布票和粮票后说，这是那个时代普通人的生活，我们离开了“顺民”生活，写出“钥匙”诗，以期喊出时代最强音，这种诡计沿袭至今。我们的诗可能是温柔的，但立场是凶悍的。

　　现在，“天问”重提见证，见证无非有两种，一种是十字架，一种是耻辱柱。一个诗人的心路历程其实质是：原指望能拼命攀上十字架，但在我的头顶，分明只是两个字：“耻辱”，今天，我将被钉在那根柱子上。说得好听一点，我至今仍然是一个在十字架和耻辱柱之间徘徊的人，当有坚实的脚，将我踢向耻辱。

　　我忏悔！《中国，我的钥匙丢了》违背了我们的前辈巴金先生所倡导的“说真话”的原则，我建议，将这首诗从所谓的诗歌经典系列中永远抹去。
　　
附:<天问诗歌公约>及梁小斌<中国,我的钥匙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