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亡者呼唤“大诗”和“大诗人”出现

逝亡者

逝亡者呼唤“大诗”和“大诗人”出现
1希望海子先生和安琪女士提倡的像他们个体心声的大诗出现，呼唤大诗人，呼唤大诗。这是一个时代的应该的责任感。这是一个时代应该在继承前辈事业后应该的作为。这是一个时代向本时代 ，向下一个时代的交待。这是一个时代真正存在的标志。这是一个时代对人类的文化事业的一个贡献。这是一个时代彰显自身精神的一种使命。这是一个时代为人民服务的一种表现。这是一个时代对生物界的一种现今精神内涵大责任感的最新注解，可以说这种大责任感，是一种身为万物之中的人，灵性而有文字的人，的必须的负出，无条件的负出。这种事业是一个人，一个大自然之中的万物之中的一个人，或者说是一个生命的必须作为，只要你进入了。这是一个时代对人对万物大未来大命运的一种热血性的沉思、创新、追问、探索、延伸、以及一切美好之类的名目的超然的、最新见识的、最真感受的、最体现心中所有的爱以及所有的情的，所有的大美好的，大贡献的一系列的大责任感的负出，的必须的作为、的进行、的推动，、的开启、的集结性质和中心位置。
2诗歌最终去了哪里？这是一个大问题。就我个人的见解，诗歌来于万物，最终又回归万物。我的这种解释是：人，诗人，只是对诗歌的一个记录者，虽然是人、尤其是诗人提出诗歌之名份，可以说这是人的作为，是人类的应该的作为，谁叫人类是大灵性而有文字的生命，谁叫人类在这个世间上从一种可爱的意义上说，是人类在真正的见识，或者说是感知以及显现生的意义，用行动，惟有的行动，独特的大美好的行动。可以这样说，这种“可爱”是大自然，是大生物界里的众生对一种生命力的希望，对一种生命线的圈合。诗歌是通过“人”这个以“诗人”命名的人的记录者的记载，我认为一切美好原本存在，诗人只是去发现，依使命感，严肃感，责任感，的记录和发行。只要是美好之作，在人之中发行，不分任何国内国外，不分人种，不分语言，不分一切了。如果真的有外星生命的存在，也应该是不存在天体不同的一说的，让它们也知道，也喜欢，也传唱。一切生命，一切天体，生之相联，密不可分，这是个体生之始。诗歌，万物知道，不只是人，或者说人之中的诗人。诗歌，万物懂得，不只是人，或者说人之中的诗人。前面说了诗人只是发现者，记录者，依使命感，严肃感，责任感，的记录和发行。让诗歌来于万物，回归万物。
3详解人？这是一个大题目。就我个人的见解，人来之大集结，万物的大集结，我在诗作《我的独一无二的一生》中，我自己狂喜的抛砖引玉的满意，在此不多浪费时间。我会把《我的独一无二的一生》发出去供读者论坛------。我用了“论坛”二字，我是希望人人都来参加，不只是诗人，不只是诗歌编辑，不只是诗歌爱好者。
4详解人的大作为？这是一个大命名，就我个人的见解，人既然是来之万物的大集结，那么人就应该有大作为了。因为这代表了万物，不只是诗人，不只是人类，真的，不只是我们。这是真的。我的另一些诗作如《我的什么之类的名目》、《小河公主的记录》、等一些作品里有其意，还有一些作品里也有其意。我自己狂喜的抛砖引玉的满意，在此不多浪费时间。我会把它们发出去供读者论坛------。
5应用自己，诗人应该负责的应用自己。身为人之中一类，诗人必须认清自己，自己的身份，自己心灵，自己的灵魂，以及一切存在。我所说的是生命者的身份，生命者的心灵，生命者的灵魂，生命者的一切存。自己心中的所有的爱以及所有的情是大生物界给的，一定要用好自己的一份，生命只有一次，也就包括了一切只有一次。
7或者说我是一半的土坯，我在疯狂的做着抛砖引玉的工作。
8我只能说：创造者“大胆假设”林童先生呐喊。
对于我个人而言，我不会隐藏  ，我不会拒绝，我出来了，名逝亡者，我大声宣布。
9是的，任何有意义的事情都需要有人挑头去做，可以说，有时候事情简直就是主动干出来的。也就是说，干了就可能有，而不干绝对没有。杨志学先生说的好。
诗坛并不萧条，诗歌是创造者的事业，诗界永远涌动着新鲜令人激动的创造活力。这又是杨志学先生的意义之言。还有：真正的诗人不会被遮蔽，真正的诗歌不会被忘记。这是多么的美好，这是多么的激动人心，这是一个真实。
10从诗歌的写作上来讲，虽然大家都知道，诗歌写作没有什么进步可言。这是藏棣先生的名言。我也是极为赞同的。
我们来看一下海子先生和安琪女士的心声：
海子先生的如下：
我的诗歌理想是在中国成就一种伟大的集体的诗。我不想成为一个抒情诗人，或一位戏剧诗人，甚至不想成为一名史诗诗人，我只想融合中国的行动成就一种民族和人类的结合，诗和真理合一的大诗。
安琪女士的如下：
我的愿望是被诗神命中，成为一首融中西方神话，个人与他人现实经验，日常阅读体认，超现实想象为一体的大诗的作者。
可以说海子先生和安琪女士开始了行动。这或者说正是向众诗人们说出了一些本质性的意义。诗人们是应该思考了，这种思考希望众诗人们自己先自己心中有一个自己的中心的思想情感性的定义，也就是说先有一个自己。
诗人最终总是以个体为方式出现的，而不是以集体。这是敬文东先生的话，这也是一个事实，至少我和敬文东先生有一种共通性的认识。
董辑先生说：突破自己，突破集体，找到自己的诗学，完善作为个人的写作，呼唤大诗人出场。集体将因为个人的文学成就而存在，这是文学史的特点，呼唤个人。
可以说海子先生和安琪女士的个体的心声，也正是所有想要在诗歌中做大做强，把诗歌真正的身份回归，给诗歌一个正常的名份，给诗歌在人类中、在生物界、在为大未来或者说一切美好中的一个完善的名份。
海子先生和安琪女士以一个个体的身份开始了行动。有了个人，集体会应运而生，这是一种必然。我说一个例子，一个人是孤单的，整个人类是孤单的，有万物相陪就脱离了孤单。所以个体和集体是在一起生存着的。所谓的独立的品质，也只是诗人在见识了代代的诗人作品之后的最终名号，最终目的。
这一向未来无限敞开的诗学构想。何同彬女士说。
把以上的两位诗人的开始我称为大动作的开始。
11余秋雨先生在《山居笔记》中有一段言如下：
晚上回到旅馆，读到白先勇先生六月十二日的来信：
我觉得二十世纪已到尾声，世纪初那一批有识之士对中国文化的质疑、抨击，所提出的林林总总的改革方案，直到现在似乎仍没有一个肯定的答案，而且恐怕还“治丝益棼”。环顾世界上的几个大国族，大概以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价值观最混乱。台湾的许多问题，其实是文化问题。大陆上的文化问题我看也严重得很。我一直觉得，也一直希望，下一个世纪，2019年以前，中国会有一个新的“文艺复兴”，这个运动如果成功，一定是中国传统文化与世界现代文化衔接、通电后一种新的中国文化之诞生。--------
而后余秋雨先生说：这信身负战争血缘、心沉中华古典、专治西洋文学、名扬华语文坛的著名作家作出的这个判断，必然有多方面深刻的理由，值得珍视。我们只能在那个大工程之前做点敲敲打打的工作。
我有自己的话要说：这个“文艺复兴”是一个会成真的梦，可以说，这个梦，在时间段上或者说是在2019年之前，或者说是在2019年之后。但是它必须是一个真实。我想这不只是属于中国自己的事，不要说我在老前辈面前是多么的狂妄，我是这样的认为的，外国就没有这方面的问题吗，看看现在的世界吧！一些外国到是在因种种原因在战争在不和，发生了数也数不清的让人悲愤和伤心的事件和事情。难道说不是吗！嗨，这应该全是因为文化的不一样的文化价值观的混乱造成的吧！梦想，灵魂，以及一切的没有在一个共同的大同一下进行。可以说尽快的改革是必须的，是重中之重，是世人的事情，我在前几段里说了。时间要趁早，杨志学先生的话让我明白了，谢谢他。我是一个无名之辈，我只先在此以一半土坯，疯狂的做着抛砖引玉的工作。
12没有一家诗刊会因一位诗人而招财进宝，日进斗金。
没有一个诗人会因为一首诗歌而飞黄腾达，富贵荣华。
而如我所说的应该无条件的负出，在此一说，请众位刊物编辑和诗人老师不用选取我所发去的诗歌了，我把它们送给每一个人。
现在先把打在电脑上的一些发出。
我想到了崔勇先生的一段话：好像诗歌界还没有长诗就不是诗人的责难，当然我们认定的大师级的诗人，或者说像海子说的“为王”的诗人一般都有长诗的，并且我们的文学史好像在描述这些大师的时候，也是一定要将他写作的长诗给标出来。
嗨！我这个名逝亡者的一半土坯，疯狂的做着抛砖引玉的工作。
题目如下：《我的什么之类的名目》、《小河公主的记录》、《逝亡者的一千行诗》、《逝亡者深夜口吐语录》（一）、《传说中的山洞》、《史桥村》、《我的独一无二的一生》、《致绝迹的生物》、《逝亡者诗歌三首》此三首曾获得由“中华诗网”举办的全国诗歌大赛上的一等奖。
以后会把自己最得意之作《逝亡者的回忆》发出，在此之前我要做修改补充，这次没有机会了。
  嗨！我这个名逝亡者的一半土坯，疯狂的做着抛砖引玉的工作。
    呼唤主角，呼唤英雄，
关注万物。
关注大生物界的大未来。
关注，这是关注人类！
关注，这是必须关注。
嗨！我这个名逝亡者的一半土坯，疯狂的做着抛砖引玉的工作。
呼唤主角，呼唤英雄。
起来吧，诗人们。
起来吧，从诗人们开始。
嗨！我这个名逝亡者的一半土坯，疯狂的做着抛砖引玉的工作
2007年1月31日星期三。
逝亡者写于史桥村。
附注：向刘不伟老师说过为省路费十日后方能归来，可为了这篇文章我归家了。

长河落日

我的一篇文章,贴这里以和楼上!



当代“大诗”写作：从海子到梁平



不知是时间的巧合还是历史的有意安排：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也就是一个世纪接近尾声的时候，诗人海子以充满探索精神和恢弘气势的笔触，为中国诗坛奉献出卷帙浩繁的长篇史诗《河流》、《传说》、《但是水、水》、《太阳·七部书》等；到了2003年，正值新世纪的开端之期，诗人梁平站在历史审视与现代反思的思维视点上，连续为我们提供了《重庆书》与《三星堆之门》两部史诗性著作。两个世纪的一尾一头，中国新诗在现代史诗的创作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因为有这些篇幅较长、内涵丰富、时空跨度大的史诗性作品的存在，当代诗歌的历史浸润厚度与审美蕴藏深度被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



苛求地说，上述这些作品还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史诗。严格意义上的史诗，应该是先民对人类童年时期的一种历史记忆、文化想象与审美表达，它深印着早期人类有关创世神话与英雄崇拜的鲜明胎记，是一种关于人类创生、民族起源的诗性塑写，一般属于集体性创造的、叙事性极强的精神产品。《太阳·七部书》、《传说》、《重庆书》、《三星堆之门》等，都与这些基本特征存在着明显差距，因此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的史诗，顶多只能称之为现代史诗。也许是基于这一原因，海子放弃了“史诗”这个习用的术语，而把他创作的那些长篇诗作命名为“大诗”，其中的“大”，既有“结构宏大”之意蕴，又有“精神伟大”之内涵，后者指的是这类诗歌所追求的诗学理想、价值高标，前者则是指这类诗歌的构造形式、现实样态。尽管海子和梁平的这些诗歌并不能算作严格意义上的史诗，然而，对于史诗著述稀罕的中国文学，尤其是对于缺乏史诗意识的近百年中国新诗来说，这些作品的出现，其积极的诗学意义是不容低估的。它们以穿越古今的深邃洞察力，演绎出当代诗人丰厚的历史感怀与敏锐的现实透视，给中国新诗注入了新的现代性质素，从而具有了史诗性品格和独特审美价值。



新时期以来的“大诗”（现代史诗）创作并非自海子始，在海子之前，现代史诗创作就作为寻根文学的一支先头部队出现在中国新诗的历史舞台上。江河在80年代初以《太阳和他的反光》为总题，对盘古、女娲、夸父、后羿、吴刚等神话人物进行了反思与重述，在缅怀远古中探视现代人的生存意义；杨炼写于1982—1984年间的组诗《诺日朗》、《敦煌》等，将目光聚焦在文化古迹上，通过对它们的诗化演绎来见证历史的风云变幻。不过，江河、杨炼的这些组诗虽然有着明确的历史意识，但在篇幅的长度和思考的深度上，远没有达到海子所言的“大诗”之标准，只能看作以历史事物为表现题材的系列抒情诗。海子继承了江河、杨炼等诗人的历史意识，同时极大地扩延了史诗文本的篇幅长度，并大量输入了强烈的主体意识和现代经验，从而将现代史诗创作推向了一个高峰。



海子一直崇尚伟大的创造性人格和伟大的一次性诗歌行动，他的大诗写作正是在这种心理驱动下所作出的现实反应。他曾说道：“这一世纪和下一世纪的交替，在中国，必有一次伟大的诗歌行动和一首伟大的诗篇，这是我，一个中国当代诗人的梦想和愿望。”在这种梦想和愿望的牵引下，海子用饱含激情的语言，接连写出了《河流》、《但是水、水》等长诗，这是写“她”，写人类之母；又在1986—1988年间写出了长篇诗剧《太阳·七部书》，这是写“他”，写人类之父。在突破重叙事轻抒情的传统史诗规范的基础上，海子大量采用了浓烈的抒情笔法，构建出一个成体系的、“海子式”的新型“创世”神话。在“海子式”的创世神话里，有一个只有他自己才能解码的意象群体，这里边的“豹子”、“狮子”、“骆驼”、“马”、“玫瑰”、“羔羊”、“鹰”、“王”，等等，都是海子私自创设的、具有特定含义的意象原码，它们所携带的文化意味是全新的，这些携带全新文化意味的意象整体出场，使海子的大诗充满了神性的光芒和新奇的旨趣，对我们现成的审美惯性和思维定势形成强大的冲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海子的大诗为中国新诗尤其是现代史诗的创作敞开了新的书写空间，也创造了新的美学原则与艺术高度。自然，这类大诗也为现代史诗的写作设置了迷障，增加了难度。正象评论家罗振亚指出的那样，“海子在长诗里，没有承继人类积淀的语言系统，而让文化、语言、经验返归原初的混沌状态，给他们重新命名或编码；并且其新编系统由纯粹的个人化方式完成，个人创世神话里的幻象象喻和已有的神话世界也不一致”，这种情形使得海子的长诗在敞开现代诗歌新的表达空间的同时，也悄然掩蔽了他诗歌世界的理解之路，从而把大量的读者挡拒在诗门之外。无法走进海子的诗歌世界，也就意味着难以去学习他，追摹他，并超越他，沿着他的方向继续前行。这也许是海子长诗留给后来者的最大遗憾。



从海子到梁平的大诗写作，中间隔着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海子谢世后的这十多年间，现代史诗的创作一度出现了疲软穷匮的局面，其间除了欧阳江河的《悬棺》等少数诗作具有一定的史诗意味外，其他的长诗在历史意义的承载上都乏善可陈。从数量上说，九十年代的长篇诗作也并不算少，但因为缺乏历史的宏阔视野与现实的理性穿透，许多长诗还只是停留在对表层生活的陈述与吟叹上，并不具备史诗性作品的深刻度、震撼性与冲击力。梁平的出现是中国新诗的一大幸事，尤其对于现代史诗创作来说意义更为突出，《重庆书》与《三星堆之门》这沾有“地气”的“巴蜀二重奏”在新世纪的降生，可以说是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创的史诗写作传统的一种接续与延传。经过“中年变法”后的梁平，在史诗创作上显然汲取了海子大诗中葱郁的生命气息与浓烈的现代情绪，以及不重叙事技巧而重精神内涵的表达策略，同时摒弃了海子浪漫化、激情化的青春书写方式，他使新时期以来的史诗创作由躁动的青春期走向沉稳理性的中年期。梁平认为，一个诗人应该有自己的家园意识，“一个真正优秀的诗人，还应该有标志性的长诗为自己的家园作出指认”。不过，梁平意识中的家园显然不是窄狭的、封闭的，而是多层次的、开放的。在他的两部现代史诗里，诗人都是以某个特定的地域为观照对象和思维起点，来展开诗思，抒情写意，但他并没有将思维拘囿在有限的区域视野和狭隘的地域观念上，而是以民族运命的思考与生命本体的关注为终极目标，在荡气回肠的历史追忆和发人深省的现代感怀中，完成了对历史与现实、地域与国度、个人与民族的双重书写和烛照。梁平创作的这些“大诗”、史诗，其诗学意义在于，它开启了现代史诗创作的新模式，即将地域性的历史、现实思考与超地域的民族生息、国家命运与生命本体的关注联系起来，为中国现代史诗创作垦拓出新的表达疆域与阐释空间。



发表于《星星》诗刊２００６年第１１期

龙的妹妹

学习二位的诗评。问好二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