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路遥小说的悲剧意识

阿呆

前言:偶尔在中青论坛逛了一圈，发现了一篇值得我读的文章，所以把它转贴过来，希望和大家一起赏之、感之、悟之。发在心情文字,如果我做的不对,请斑竹删除
                                        论路遥小说的悲剧意识

摘  要

    已故作家路遥以“城乡交叉地带”为背景，关注时代的变迁，怀着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创作的《平凡的世界》、《人生》等小说，饱含对土地和农民的赞颂，充满了激人奋进的力量。路遥被誉为“用生命写作”的作家，他把文学视为自己生命的悲壮情怀和最终捐躯文学沙场的献身精神，像一面血染的旗帜，永远净化和感召着一代代读者的灵魂。近年来，诸多学者对路遥本人及其小说的英雄情结、土地意识、民俗意识等做了深入的研究。路遥小说中苍凉厚重的悲剧氛围，以及作家再现生活的史诗品格，为我们提供了探究路遥的现实主义精神和悲剧的艺术价值、审美取向新的可能性。本文通过对作家短暂而坎坷的人生经历的回顾，从作家文化心理的形成探究路遥小说创作的情感指向，指出路遥短暂的人生历程，本身就是生命的悲剧，并分类分析了小说中三类人物的悲剧，从多个角度归纳出造成主人公悲剧的原因。

关键词：路遥  小说  悲剧意识  现实主义  审美价值
  （二）彷徨与挣扎——农村政治家的悲剧
    在路遥的艺术画廊中，由乡村基层干部组成了一道独具色彩的人物风景线。他们是农村各种政治运动中涌现出来的领导人物，以田福堂、孙玉亭、张志高、高明楼等为代表。当历史的发展按正常的轨道往前行驶时，他们在人生舞台上便扮演着叱咤风云的角色；但当出现谬误时，他们便毫无选择地给自己套上了社会流行的“左倾”思想的枷锁，不自觉地成为政治运动的玩偶。在长期的政治生涯中，他们深谙世道，玩弄权术，胸有城府而又含而不露。他们可以凭借手中权力支配公共资源的分配，并获取即得利益。对党的极端热爱和对领袖的极端崇拜使他们思维定势毫不怀疑地执行着“左倾”的各种农村政策和指令。

    田福堂是路遥塑造的农村政治家的典型。他曾坐镇一方，呼风唤雨。然而，生产体制改革如春潮涌起，他想到自己将和农民们平起平坐、一起下地劳动时，便竭力抵制。当最终意识到无能为力时，他便自觉地退出了政治舞台。政治生涯的终结，女儿婚姻的不幸，儿子在感情上的固执都给了他精神上沉重的打击。经过政治风雨的洗礼，他从文化心理和思想观念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然，这种蜕变犹如金蝉脱壳，化蝶为蛹，其痛苦和凄凉是不难想象的。

    孙玉亭是“左倾”政策的忠实追随者。他一方面高喊革命的口号，大搞农田基建，这给了他精神上极大的满足；另一方面难以掩饰生活的困窘，穷得连双新鞋都穿不起，便用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聊以自慰。“他们既然对物质上的解放感到绝望，就去追求精神上的解放来代替，就去追求思想上的安慰以摆脱完全绝望的处境。”[5]“左倾”的戕害，已使这位激情洋溢的革命家丧失了判断社会事物价值的能力，只会用空头的革命理论机械地裁定周围的一切。失去了“集体”，他就像个没娘的孩子，连最基本的生存权利和物质条件都无法得到满足，实让人心酸。这难道不是我们时代的悲剧吗？

    在《我和五叔的六次相遇》里的“五叔”张志高，是一个在战争年代参过军、打过仗的党员。就是这样一个为共和国挥洒过鲜血与汗水的人，在担任大队书记后的政治生涯里，被极左路线引向了死胡同，逐渐泯灭了自我。他在批林批孔、学习小靳庄运动中练就了一副口才，八面玲珑，左右逢源，出尽了风头。而当农村改革大潮涌起时，他又竭力挣扎，抵制包产到户，最后随波逐流，因贩卖粮票被拘留。这样一个人显然已经不能再做党支书了，但是，他在张家堡大队的领导地位依然如故。

    基于丰富的农村生活体验，路遥对这些乡村干部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和审视。他用犀利的笔触，生动地勾勒出一个个被历史和现实所扭曲的颤栗的灵魂。在这些农村政治家身上，体现了路遥对农村现状的担忧与思考。作家生动地告诉人们，要彻底改变农村落后的局面，就要挣脱左的禁锢，冲破旧的束缚，呼唤失去的自我。
    （三）追求与失落——女性形象的悲剧
    路遥小说中有闪烁着传统美德的刘巧珍、润叶，有洋溢着现代文明气息的黄亚萍、田晓霞，有高干子女，有大学生，有文盲……众多身世、性格、人生态度不同的女性，共同组成了路遥小说斑斓多彩的女性世界，从她们对幸福生活的追求与失落中，我们感受到了一种悲怆的美。

    刘巧珍是路遥塑造的集传统真善美于一身的艺术典型。这个川道上最漂亮的女子却是文盲（当然这并非她的错），这一矛盾就注定了她的生活不会一帆风顺。在高加林被挤下教师岗位，断了成为“公家人”的希望后，她勇敢地袒露了自己的少女情怀，用真诚炽热的爱慰藉了高加林的伤痕。当高加林命运发生转机后，这种差异进一步拉大。她没有黄亚萍渊博的知识和情趣，而只会说家里的母猪下了几头猪娃，这自然让已经“高就”的高加林难以接受。高加林的背叛使她悲痛欲绝。但善良宽厚的刘巧珍既没有报复，也没有失去生活的信念。她无奈地结婚，重新开始了生活。更为感人的是，当高加林再次从云端跌落下来时，她还为他向高明楼求情，希望能重新安排他当老师。与刘巧珍命运相似的还有《姐姐》里的小杏，这些菩萨心肠的好姑娘，是作家倾尽感情的汁液塑造的真善美的象征。

    黄亚萍的悲剧更多地体现在她的性格上。同为家境富裕的干部子女，她缺乏田晓霞那样深遂的思想和反叛世俗的勇气。“两个方面她自己认为都很重要：她爱高加林而又怕他当农民啊！”[6]“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7]卢梭揭示出人的优先存在与现实世界无限障碍之间永恒的悲剧性矛盾。人在现实中不仅处于欲望的无限性与生命的有限性之间无法调和的二律背反，而且处于同现实构成的永恒的悖论中，这就是悲剧。矛盾是无法统一的。在这种爱情与身份的二律背反之中，生活向黄亚萍提出了严肃的警告。作家由此引申出对人生的哲理性思考：“生活对于她这样的人总是无情的。如果她不确立和坚定自己的生活原则，生活就会不断地给她提出这样严峻的问题，让她选择。不选择也不行！生活本身的矛盾就是无所不在的上帝，谁也别想摆脱它！”[8]周国平说：“选择，对于幸运儿来说是主动的进取；对于冒险者来说，是孤注一掷的赌博；而对于苦难者来说，却是进退两难的境地。”[9]正因如此，黄亚萍的人生就充满无数这样的选择。

    田晓霞是路遥心目中的女神，是作家对其笔下女性审美的全部寄托，也是最能打动读者的人物形象之一。在读者的期待视野里，田晓霞将会与孙少平结合，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然而，在《平凡的世界》接近尾声时，田晓霞却意外地殉职了。对此，有读者对路遥提出了责难，认为路遥对生活过于悲观。读者之所以会期待受挫，对于作家而言，也是可以理解的。这样一个承载作家审美理想的人物，路遥含泪安排她的悲剧，正是作家忠实于现实的理性表现：地位、职业和生存环境的巨大鸿沟，使得他与少平缺乏共同生活的物质基础，倘若让田晓霞背叛少平而另结权贵，显然又损坏了田晓霞的闪光之处。于是，作家悲痛地安排了她的殉职，以将她善良崇高的品质和她传奇浪漫的爱情放大，闪耀出悲壮凄惨的美！可以说，田晓霞的意外死去，将《平凡的世界》推向了高潮。

    在爱情的追求上，田润叶的爱情悲剧更具有代表性。他与孙少安的爱情构建在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基础上。后来，田润叶在城里当了教师，而家贫的孙少安主动放弃了学业，成了农民。当她坦白了自己的爱情时，孙少安怕拖累她，便“狠心地”拒绝了，而从山西娶回毫无感情的基础的秀莲作为妻子。“真正的爱情不应该是利已的，而应该是利他的，是心甘情愿地与爱人一起奋斗并不断更新的过程，是溶合一起--完全溶合一起的共同斗争！你没有为他（她）而付出自己的最大牺牲，这是衡量是不是真正爱情的标准，否则就是被自己的感情欺骗……”[10]从孙少安来讲，为爱而放弃爱，牺牲爱，这一方面是理智的、利他性的表现，同时，也折射出他内心的自卑情结。

    正当田润叶在绝望中挣扎时，老谋深算的徐国强为了消解老部下李登云对女婿田福军仕途上的威胁，以田润叶与李向前联姻作为政治交易，把田润叶摆上了官场利益的棋盘。田润叶出于对二爸田福军的敬重和感激，无奈地嫁给了李向前。但是，他们的婚姻是名存实亡的。从润叶来讲，她无法忘记孙少安，即使各自都已结婚，但她一直爱着孙少安，亦如李向前深爱着她。
    对于李向前来说，“我爱的人她却不爱我”，他在巨大的失望和痛苦中借酒浇愁，导致酒后开车出车祸而残废，而此时的田润叶才惊醒，思前想后，总觉得自己是这一切不幸的罪魁祸首。她毅然担负起了照料向前的责任。于是，两个人在经过长时间的互相折磨与伤害，饱尝亲手酿造的苦酒后，开始了新的生活。这是一种残缺的美，彼此留给对方心灵上的创伤将是很难愈合的。

但是，这是不是说田润叶真真爱上了李向前呢？也许是田润叶出于愧疚与同情，出于感动或者为人妻的一种责任感，但这只能是一种怜爱的情感，而不是“情爱”。倘若没有车祸的发生，田润叶可能一辈子也不会“回心转意”。
    《风雪腊梅》中主人公冯玉琴从一个贫穷的小山村被招进城里招待所当服务员。当地委书记的夫人要她做儿媳时，她面临着两种选择：是嫁给自己并不熟悉和喜爱的人而留在舒适的城市，还是重新回到贫穷的农村和自己相爱的人结合？这对年轻的姑娘是一场严峻的考验。在复杂的矛盾冲突中，她抛弃了世俗的观念，选择了自由和爱情。然而，相爱的人却经受不起世俗的压力而背叛了爱情，这使冯玉琴受到了巨大的精神打击，但她并没有屈服。小说的结尾，冯玉琴冒着风雪，手里拿着一枝金灿灿的腊梅花离开了城市，返回了农村。我们由衷地对她不怕艰难、不畏强暴，勇敢、执著地追求理想爱情的精神和高尚的心灵世界充满敬意。

    命运对贺秀莲这样朴实的农村妇女也不放过，她分文不取嫁给了贫困憨厚的少安，共同度过了最艰苦的岁月。当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可以舒口气享受事业成功带来的欢乐和荣耀时，她却积劳成疾、身患绝症而倒下了……路遥以对陕北黄土地上农民生存的关注和体验弹奏了一曲令人肠断的悲歌。

[ 本帖最后由 雨竹 于 2006-11-25 22:56 编辑 ]

阿呆

前  言


    路遥及其作品表现出的昂扬斗志感染了广大读者的灵魂，激励着许多青年人追求人生的辉煌。路遥离世后的十多年里，对作家本体与创作关系的研究逐渐多了起来，路遥研究呈现出系统化的趋势，先后诞生了《魂断人生——路遥论》、《黄土地的儿子——路遥论》等专著。笔者在认真、反复研读路遥小说文本的基础上，通过对路遥研究专著、专论全方位的分析和总结，吸取前人研究成果，将研究视角投向路遥小说的悲剧意识，从作家本人的人生悲剧中探究路遥小说中悲剧的艺术魅力，并多角度对作家创作心理的形成以及造成主人公悲剧的原因做出理性思考。通过研究，本文认为，路遥短暂的人生历程，本身就是生命的悲剧；路遥小说中浓郁的悲剧意识和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相结合，使作品散发出悲壮而冷峻的悲剧美，深化了时代主题，增加了小说的艺术感染力和审美价值。

一．浓郁的悲剧意识


    悲剧是审美范畴之一。悲剧意识是人类对自然悲剧力量和社会悲剧力量的感受，是对现实悲剧性的反映，又是对悲剧性现实的把握。[1]
    人是文化的产物，一定时期的社会生活环境对作家的人格建构与创作心理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综观路遥的小说，无处不渗入着作家的悲剧情结。在他关于文学创作思想的文字里，路遥对悲剧并没有发表多少理论见解，但是，在创作实践上，我们发现，路遥的小说充满了悲壮、苍凉的情感基调，散溢出强烈的悲剧意识，富有崇高、庄严、向上的悲剧力量。

    路遥小说以中国农村变革为背景，塑造了“城乡交叉地带”一系列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与命运抗争者的青年，农民，知青，农村政治家……这些人物的命运最终虽不尽相同，但无不是以悲剧收场。
（一）存在与超越——命运抗争者的悲剧
    以马健强、高加林、孙少平为代表的命运抗争者形象是路遥着重刻画的一类人物，在作家所建构的艺术大厦中，始终占据着主体的位置，也集中体现了作家的理性思考和审美追求。在这个群体中，敢于向传统生活挑战，自觉设计和执着追求人生理想是这类人最突出、最鲜明的特征。尽管如此，因其各自不同的思想、性格和地位，他们的人生展现给读者一种崇高、悲壮的美。

    《在困难的日子里》是作者带有自传性质的作品。路遥以三年困难时期为时代背景，写一位来自农村的青年马健强进城求学的艰难经历。国家的困难，物质的奇缺在这个进步的青年身上有更明显的体现，同时，他还要忍受因城乡差距带来的精神上的歧视和嘲弄，而这对于一个自尊敏感的农村青年又是多么地不能忍受！面对这些，他只能以微弱的道德之光来点亮心灵的大道。“作品中主人公的那些生活经历和感情经历也是我自己所体验过的。不过，那时我年龄还小，刚从农村背着一卷破烂行李来到县城上高小。鉴于这种情况，我对当时社会生活的全貌不能有个较为广阔的了解和更为深刻的认识，现在只能努力写到这样一种程度。”[2]马健强可以说是作家本人的代言人，路遥将自己的人生体验融入到作品中，于“那个时代的一个小生活天地里”折射出当时中国的整体面貌。典型化是作家所要全力寻求的审美理想。高加林是路遥奉献给当代文学史的一个典型形象。《人生》第一次把社会转型期青年人的发展问题尖锐地摆到了人们面前，它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反映了人们身处其中的社会现实。高明楼为己利把高加林从体面的教师岗位推向地道的农民，而随着叔叔的升职，他进入了县最高权力机关，成为风光潇洒的记者而抛弃了纯洁善良的刘巧珍。命运似乎专喜欢和这样的人开玩笑，当被克南妈告发而一夜之间又沦为农民的时候，他陷入了绝望的境地……这样一个才华出众，心高气盛的青年一次次被生活所愚弄，不甘平庸的他在生活的汪洋里连呛苦水，屡遭磨折，这不单是高加林个人的行为造成的，作家注重挖掘制约整个社会生活发展的普遍的原因。没有超越就没有悲剧。从个人发展与追求来看，高加林在人生路上的选择，固然有它充分的合理性，但是，他背叛了被农民视为神圣的伦理道德，用德顺老汉的话说，高加林“把良心给卖了”。对这种行为，出身于农村的路遥深受传统乡土价值观的影响，他虽然理解并同情高加林追求自我价值实现的不懈努力，但又不能高唱赞歌，只好让他重新皈依黄土，在痛苦中向传统伦理道德低头忏悔。对于高加林，我们很难用单一的价值标准裁决，也很难给予单向的情感认同或评判。高加林是路遥塑造的农村青年彷徨选择人生的典型代表，在他身上闪耀着动人的光彩，富有永恒的艺术感染力。


    孙少平是《平凡的世界》中的一号男主角。他热爱养育他的黄土地，却又不甘于当一辈子农民。他总感觉外边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在呼唤着，于是背井离乡，自我放逐。在城市他颠沛流离，尝尽了生活的艰辛，但他并没有屈服，仍顽强地构筑着精神的家园。与高加林相比较而言，他虽然追求理想，却在实现自我超越的方式上更加理性。这可以说是创作主体（作家）人格形成与艺术审美日趋成熟的表现。孙少平“可以愤世嫉俗，却不会玩世不恭；可以绝望，却不会沉沦；可以被污辱、被损害，却不会被扭曲；可以出污泥而不染，却不会虚假和苍白。”[3]郭小聪认为，在这个经历过困苦生活的普通人身上，富含一种高居其上的诗意。“只有人认识自身并试图超越自身，才能真正为自己的生存状态定义，这是一种更为深刻、纯粹的幸福体验。它带给我们一种茫然凝思的美感，象星空那样美丽存在，让我们能够抬头仰望，默默感动，意识到人之所以为人的道理。”[4]孙少平在城里揽工邂逅了已上大学的田晓霞，这个出生于干部家庭却很平民化，有思想的女孩改变了孙少平的生活，为他地道的农民血液里注入了新元素。在她的影响下他开始读报，关心国内外大事，于是其思想不再局限于家乡，不再是一个纯粹的农民。晓霞还帮他谋得了一份矿工的工作。默默地，他与爽朗而富有感染力的晓霞相爱了，然而爱情的萌芽却也是悲剧的开始。一个是长年躬身于百米煤窑下的矿工，一个是活跃于社会舞台上的省报记者。他们虽天各一方，但仍保持着通信。田晓霞还出人意料地到煤矿探望孙少平，那次相会真让人有“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之感。


    然而，他们只能是精神上的伴侣。矿工生活的艰苦，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少平需要心灵的慰藉，而他的恋人却远在他乡，于是作者适时地安排了惠英嫂这个人物。惠英也许是所有矿工心目中的理想女性：温柔，体贴，勤劳，能吃苦。她本来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然而丈夫在一次事故中丧生。少平义不容辞地为她撑起了一片天空。于是，一方面惠英获得了精神支柱，一方面少平也得到了心灵上的慰藉。这时他们的感情是十分纯洁的：惠英还没有完全从丧夫的痛苦中解脱，而少平的感情，则浸注在远方的晓霞身上。晓霞的牺牲给孙少平毁灭性的打击，于是“同是天涯沦落人”的他俩在生活的劫难里互相舐舔着伤口。
    最后的情形是这样的：少平回到了煤矿，远远看见惠英和明明向他飞奔而来……结局不难推测，历经磨难的俩人无声地走到了一起。这圆满了吗？不，它仍是一个悲剧性的结局。我们可以设想孙少平以后的生活：


    结局一：少平依然生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这个世界没有惠英。尽管她温柔体贴，少平仍沉湎在对晓霞的怀念里；
    结局二：少平终于“屈服于”惠英的温柔体贴和矿工生活的艰苦而忘却了精神的自我。
    这两种结局无疑都是悲剧性的。如果说晓霞是他精神上的伴侣，那么惠英只能是他生活上的伴侣。在精神层面上，他们是无法交流的。如果晓霞没有死呢？上文已分析，结局仍然是悲剧，于是我们无比痛心地发现，孙少平的感情生活是宿命的悲剧。作者将一种真实的生活状态展现给世人：并不是所有人的生活都是圆满的，像孙少平这样性格复杂的人更是如此。

         选自《中青论坛》

[ 本帖最后由 雨竹 于 2006-11-25 22:58 编辑 ]

阿呆

喜欢路遥的朋友就回个帖子交流交流1

金樽邀月

只读过路遥的<<人生>>和<<平凡的世界>>,很多年了,里边的情节早在记忆模糊了.只记得读<<平凡的世界>>的时候,泪水总抑制不住地流.
问好!

恒心永在

问好！让大家了解作家的一些事情，也是好事

雨竹

呆弟辛苦了
难得你的苦心呀
发的好
我们大家多交流
这里谢谢呆弟
我看看 编下  字大点好读

路遥的人生读过
读到最后我不恨任何人
因为他们都活的很现实

阿呆

我们陕北的一个作家写了<人生>后传＜高家村人＞虽然结局不错，家林和巧珍的妹妹巧玲最后结为和好，马栓病死，巧珍改嫁给村里的一个名叫高加奋的年轻人．高家村发展煤炭业，旅游业等，最后富足了………

但是我不喜欢这样的后传，因为我觉得路遥先生的＜人生＞是完整的，虽然结局令人难过，但是他通过小说揭示出了一个值得大家思考的问题：一部分年轻人的思想追求与人生观，特是哪个特定的年代！再写后转就显得画蛇添足了。

彷徨与挣扎——农村政治家的悲剧
追求与失落——女性形象的悲剧

雨竹

提下
大家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