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在“于坚诗歌研讨会”上的发言——

尹才干

<转贴>在“于坚诗歌研讨会”上的发言——


说说“人性化”诗歌
尹才干

近日，中国新诗研究所论坛隆重举办“于坚诗歌研讨会”，当今诗歌界的各路诸侯云集，一片欢呼，盛况空前。我忙里偷闲，也来此凑凑热闹，顺便说几句。

著名诗人于坚先生，被当下的读者赞誉为“昆明诗歌的领军人物和中国诗歌第三代的代表”,他“开创了口语诗歌的新气象”，由此，可以认定他的诗歌在一部分诗人、诗歌读者、诗歌评论家中的影响是很大的。

先认真拜读于坚先生写于1984年的成名作，被读者赞誉为“第三代诗人的典范性作品”(换成流行话语来说，就是“‘人性化’诗歌的典范性作品”，第三代诗人作诗仿效的“标本”文本)的《尚义街6号》——

尚义街六号/法国式的黄房子/老吴的裤子晾在二楼/喊一声，胯下就钻出戴眼睛的脑袋/隔壁的大厕所/天天清早排着长队/我们往往在黄昏光临/打开烟盒/打开嘴巴/打开灯/墙上钉着于坚的画/许多人不以为然/他们只认识梵高/老卡的衬衣，揉成一团抹布/我们用它拭手上的果汁/他在翻一本黄书/后来他恋爱了/常常双双来临/在这里吵架，在这里调情/有一天他们宣告分手/朋友们一阵轻松，很高兴/次日他又送来结婚的请柬/大家也衣冠楚楚，前去赴宴/桌上总是摊开朱小羊的手稿/那些字乱七八糟/这个杂种警察一样盯牢我们/面对那双红丝丝的眼睛/我们只好说得朦胧/像一首时髦的诗/李勃的拖鞋压/费嘉的皮鞋/他已经成名了，有一本蓝皮会员证/他常常躺在上边/告诉我们/怎样穿鞋子/怎样小便，怎样洗短裤/怎样炒白菜，怎样睡觉，等等/八二年他从北京回来/外衣比过去深沉/他讲文坛内幕/口气像作协主席/茶水是老吴的，电表是老吴的/地板是老吴的，邻居是老吴的/媳妇是老吴的，胃舒平是老吴的/口痰/头空气朋友，是老吴的/老吴的笔躲在抽桌里/很少露面/没有妓女的城市/童男子们老练地谈着女人/偶尔有裙子们进来/大家就扣好钮扣/那年纪我们都渴望钻进一条裙子/又不肯弯下腰去……”

的确，这首著名的《尚义街6号》诗歌中，“人”的气息弥漫于字里行间。诗歌中虽出现了“胯下”、“大厕所”、“黄书”、“调情”、“杂种”、“小便”、“妓女”等词语（这些词语带有一定的污秽性，夹杂着“粗鄙”、“庸俗”的色彩），但点到为止，是一种典型的具有一定审美作用的“人性化”书写，有一定的“人类精神”的深度、厚度和浓度。中国新诗研究所论坛版主徐少慧女士认为：“《尚义街六号》呈现给读者的是一个大学才子沙龙，一幅立体的现代青年的生活实相图。诗作先是用极简单的语句叙写尚义街六号的建筑格局和设施；接着用较大的篇幅，不厌其详地诉说这群过着集体的独身生活的青年人平庸、困窘、烦恼，而又不无乐趣的日常生活；诗作正是以平凡生活的真实感，以浓郁的、能够感受到的生活气息赢得读者的兴趣。”“《尚义街六号》最大的特点，在于把口语作为主要的诗歌语言对日常生活经验作平实记录。堪称第三代诗人的典范性作品。口语化的语言，生活化的内容，整首诗平实、质朴、自然，但韵味仍是流动的，有着不同于“真实经验”的丰厚内涵。”这个点评，还是比较恰当的。但这首诗歌又开了表现“人性”的“粗鄙化”和“庸俗化”的先河。

可以说，这种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人性化”书写，是具有“革命性”的。它能大胆地针对“文革”文艺作品中用“阶级性”来取代“人性”的“单面化”、“样板化”倾向，把人们从单一模式中解放出来，还原人的丰富性，强调个体尊严和人性舒展，这在当时，不得不说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但令人遗憾的是，时过不久，就有人将这种“人性化”的书写，扩大化、深入化，偏离了“典范性作品”的“典范性”，而且打上了商业化的色彩，多以“人性”———实质上不过是“食色之性”为卖点，满足一些庸俗的消费趣味，在一些诗歌作品中表现出的人性的“粗鄙化”和“庸俗化”倾向尤为突出。随之而来的是更为广泛的“人性化”写作,其具体表现为当代文学中的“下半身写作”、“私人写作”、“胸脯写作”、“美女写作”等，他们以写脏、丑、狠、野性、变态、“窥视癖”、“暴露癖”、“一夜情”、“快感”等为时尚。

试看出自一位女诗人之手的“下半身”名作《为什么不再舒服一些》：“哎，再往上一点再往下一点再往左一点再往右一点／这不是做爱，这是钉钉子／噢，再快一点再慢一点再松一点再紧一点／这不是做爱，这是扫黄或系鞋带／喔，再深一点再浅一点再轻一点再重一点／这不是做爱，这是按摩、写诗、洗头或洗脚／／为什么不再舒服一些呢／嗯，再舒服一些嘛／再温柔一点再泼辣一点再知识分子一点再民间一点／／为什么不再舒服一些”。这种粗鄙的、庸俗的、平面的、稀释化的“性爱”描写，够“人性化”了吧，够“口语化”了吧。不过，这意味着最高“理想”和“规范”、“原理”和“法则”、“目标”和“价值”等退出了生活的中心，“身体、欲望的快感”已主宰了“人”的一切，是道德虚无主义的突出泛滥。

再看，另一位诗人写下了这样令人作呕的诗歌句子：“白色的门晃来晃去/象女人不干寂寞的屁股/一回你误入女厕所/被一群白屁股臭骂一顿……”诗歌的题目叫《病房》，也是写的“人”的行为，其联想不可谓不奇特，但却是低级庸俗、不堪入目的。还有一位诗人写了“何必偷偷摸摸地接吻/最新的流行曲是冬冬嚓/把流出的泪水咽进肚子里/在厕所里尽量把放屁放响……”应该说这四句诗较上四句要好些，但宣泄的感情依然是粗鄙丑陋的，毫无美感可言。

行文至此，我也很茫然。这也属于我们的“人性化”诗歌吗？

大家知道，人性的可贵在于其丰富性、差异性和多样性，如同自然界的物种一样，只有保持丰富性才能维持其平衡。从这个意义上说，写人性中的脏、丑、狠、野性、变态就有其必然性了。但把“人性”等同于“身体”与“感觉”，等同于性器官，一味地迁就低劣、平庸的一端，遗忘高贵、美好的一面，这必然培植“人性”中的另一种邪恶与危险。当代的文艺创作实践表明：由于放弃了文学的教化和审美功能的追求，也就是放弃对“人性”中更高贵的价值和意义世界的追求，否定了一切有关善恶或贵贱的固定的或不朽的标准，破坏了普遍的“人之为人”的基础，让庸俗化、平面化写作掌握了新的话语霸权，结果，把写作唯美的东西，视为“矫情”；把表现崇高、无私的精神，视为“虚伪”；只有“搞笑”、“滥情”和“审丑”才是主流，才是正宗，这实在令人啼笑皆非。

“人性化”书写的流行，恰好展示了中国诗歌在当下的命运，即越来越走向“个体的人性”，走向狭隘的“生命本真”，逐渐丧失“美的感染力和情感教育功能”，已没有“基本的道义担当和净化提升力量”。这种写作状况，实在值得我们反省和检讨了。

借中国新诗歌研究所论坛举办“于坚诗歌研讨会”的机会，大家都来好好想一想，怎样正确理解“人性化”的真正内涵，怎样正确理解何谓完整的“人之为人”这一最基本的话题，怎样写出具有高度审美作用和精神力量的“人性化”作品，为千百万中华读者喜闻乐诵，怎样振兴中华现代诗歌？

2006年07月08日中午畅饮后急就

长河落日

读

一竿到底

很好的发言,提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