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白银时代”(诗论)

孙犁

回望“白银时代”

----读安琪、黄礼孩的《中国大陆中间代诗人诗选》

诗人谢冕在总结20世纪末的汉语诗歌时说：“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新诗潮之所以得到了全社会的关注，乃是由于在那些诗中体现着非常动人的诗人的情思和襟怀。诗人的心与社会兴衰和民众忧乐共跳动，那时的诗，是一种追求，一种呼唤，更为一种激情的宣泄。诗人的声音传达着并代表着民众的心灵诉求。那时的诗与众人有关，与时代有关，不论是怀疑精神还是批判精神，都充盈着那种与时代和社会息息相关的现世关怀。这里摆脱了被悬置空中的虚幻，因有着切实的和平凡的人间情怀而显得高贵。”诗人黄礼孩、安琪基于这样一个出发点把60年代出生，90年代开始成名的诗人的中间代诗人作品集归于《诗歌与人》刊物，我读了很多对于中间代诗人的评论，这些评论很多让人觉得有雷同的感觉，或者是对中间代的命名提出疑问，或者是对诗歌发展发出杞人忧天的感叹，他们往往忽略了黄礼孩编写这部诗集的原旨，正如诗论家张立群所言：“在今天纯文学普遍陷入一种困境的时候，诗歌的确很艰难，小说、散文可以不断与影视传媒进行“联姻”，而诗歌本身的特征却决定了它无法像其他文学体裁一样。诗歌在今天确实是少数人的东西，但它同时又是文学对抗时代的最后阵地。今天的诗歌和诗人不存高远之志，是难行遥远而艰辛之途的!”
中间代的诗歌的定义其实非常狭窄，黄礼孩、安琪着重就20世纪90年代的诗歌进行总结。不仅从技术上予以界定，而且对当代生活的意识形态化特征也应该有所揭示，中年写作，叙事性，中国诗歌话语场，诗歌技术，语言意识，个人写作，知识分子身份，修辞特征，等等。在这番梳理过程中，作出了既有共识成分，又有诗人个人性的言说。
西渡通过对一部分当代活跃的诗人写作的具体阐释得出了自己的线索，他对90年代泛滥的诗歌散文化倾向提出了质疑，在满怀热情的关注的同时，保持了一种极为难得的清醒，他说：“我不认为90年代是一个成熟的收获期”。黄礼孩肯定了90年代诗歌取得的一些进步，希望把它作为是新诗现代化的一个具有开创性的端点。黄礼孩把我们的视线引领到了19世纪末的俄罗斯诗坛（在之后的一期《诗歌与人》他特地邀请了李寒翻译《俄罗斯当代女诗人诗选》），同样是世纪末，俄罗斯诗坛上出现的“白银时代”（狭义），象征派的勃洛克，阿克梅派的古米廖夫、曼德尔什塔姆，未来派的马雅可夫斯基，新农民诗派的叶赛宁，还有布宁，早期的阿赫马托娃、茨维塔耶娃、帕斯捷尔纳克这些个性鲜明的诗人以其多姿多彩的耕耘，使俄罗斯抒情诗艺术又一次以“群星璀璨”的形态，展露其叹为观止的神韵。白银时代的诗人同中间代诗人的有着相似的年代背景，只不过它延伸到了新的一个世纪， 在白银时代之前有着俄罗斯诗歌的黄金时代，茹科夫斯基、普希金、巴拉廷斯基、莱蒙托夫等一流诗歌天才，以其优美动人的抒情诗篇第一次使世人瞩目俄罗斯文学，史称“俄罗斯诗歌（文学）的黄金时代”；同样汉语诗歌也存在着朦胧诗和第三代诗歌的黄金时期，但是从世界范围内审视汉语诗歌这样的一段发展历程，其影响力和俄罗斯19世纪末的诗歌可以说无法同日而语，黄礼孩在编撰这样一部诗集及其70后诗人诗集的时候，把对汉语诗歌的人文关怀作为提升诗歌品质的重要手段。出于对俄罗斯白银时代诗歌的憧憬。 黄礼孩在序言中说：诗歌是全人类的事业，诗歌依然是人类精神的依恋。作为中国的一个民间诗刊，我们以自己的诗歌自信和自觉去推介一些与我们同时代写作的外国诗人的优秀作品到中国来，让我们更多地去了解全人类状况的诗歌现象并心怀诗歌之本，去关注人类精神的成长以及人类未来的命运和世界的前途，引发不同诗歌语言之间的猛烈碰撞，为人类的文明进程尽一份微薄之力，提供有力的榜样。
同样我在评点谭克修21世纪前言读本《明天》的诗论《今天和明天》中也曾提出了“在生活中回望诗歌，21世纪更多的是承担” 从99年的“盘峰论争”到“龙脉诗会”，再到“衡山诗会”等一系列事件都体现了当下诗歌写作的各种立场和姿态之间的碰撞、交流。这些立场与姿态关乎诗歌的语言、技巧、话语资源甚至价值立场，但更多地是指向当下的话语权之争，似乎并不真正关涉诗人们具有多元化趋向的诗歌写作。所以在中间代诗歌的今天在和70后诗人的明天的对接中，我们更多的是责任。以下就三个重点和中间代诗人的应对方式作简略的列举：
1、责任的承担和诗歌精神的重塑
知识分子写作的代表人物臧棣非常鄙视不负责任的写作行为，《石器》中写道：我想到在我的生活中/从未有什么东西曾被称为石器/我似乎收集了足够多的石头/每一块多因为美丽而显得可疑/但它们仍不能叫做石器。在我们的诗歌中缺少了一种一脉相承的精神，就无法称之为诗歌，我们有时候所做的工作仅仅是技术上进行机械的处理，臧棣继续写道：我们所做的/不过是挪动了一下，它们的位置/至于它们的本性/则丝毫没有改变。
诗人侯马认为：“在中国这个传统中断的传统诗歌国度，诗歌尤其承担了更多的使命：国人精神、时代特征、语言建树等。诗歌不仅仅是表现自己，在每个人都是人类的实验品这一点，人彻底平等了。”黄梵也持相同的观点：“诗歌的语言不只是心灵赋予的，也有历史赋予的成分。
对于诗歌精神的重塑，安琪态度显得非常暧昧，内心深处被庞德、艾略特、叶芝等经典的现代主义大师的诗歌精神所浸润，又经不住后现代主义的诱惑，诗歌《庞德，或诗的肋骨》包容了过多的可能性，情绪的完整性虽然没有被破坏，但是解构的努力始终没有真正的落实。在这方面作为“下半身”最著名的诗人之一的伊沙花费了更多的精力，《车过黄河》对现实生活的解构，在我看来，缺乏责任而又肤浅，《唐》的书写可以说是一种写作方法的反拨，其实九十年代以来大陆诗歌的后现代主义倾向在先锋意识逐渐淡化后，更多了一层批判性的倾向，伊沙的诗歌确切说来有着后现实主义诗歌的风韵。
朱朱一直把诗歌看做是高度文明的象征，非常之高雅，他告诉记者，“毕竟诗不是情绪的一次单纯宣泄，不是声嘶力竭地嚎叫，这充分说明南京人已经有很审美的生活与生命，变得越来越优雅了，真正达到诗歌温柔敦厚的本质，变得像水晶一样，有它内在的文明结构；同时，诗歌又像月亮一样，给了人很多安慰。
余怒的诗歌有了另一种入世的方式，有时仅仅在场，有时投以戏谑的态度，对于一位现代主义写作者而言，《现出》、《嘈杂》之类的作品，本身和读者的要求与现代主义写作精神之间，构成一个庞大的悖论。势必面临 “难堪的生存处境”。余怒用游戏对抗着，用游戏隐蔽着自己。所以他的诗歌的离我们已经很远，或许他走在了去城堡的路上，或许与卡夫卡在精神上能稍微靠拢一点。
2、日常生活的神性方式
树才认为：有人更多地把生活理解为日常生活，但诗既来自日常的生活，同时又是远离它的一种努力，甚至可以说诗的意义总是在日常生活之外。诗毕竟是生命虚实之间的一种富于独特性的艺术。它是具象的，更是形而上的，当下一些诗人怀着浮躁和平庸的心态，用罗嗦的铺叙去满足词语组合，诗歌必需的简洁受到了伤害；生存的短暂感未能激发出对个体生命深度的挖掘，却刺激起对话语权力的贪欲；崇高的神性退隐了，世俗的场面奔走在诗行的大街小巷；抒情的亮色黯淡下去质朴简单的音调已被浮华繁复的喧闹所淹没……，树才的诗似乎摇摆在神性和现实之间，诗歌远比他的诗论调和。沈苇在入选的诗歌末尾总结道：从天山到昆仑/永不停息的是沙漠的浪涛/是大鸟的飞翔和新夸父的逐日运动/小小的爱和伟大的爱展开了奋飞的翅膀/让落日的圆满下降/请新月的福祉上升。沈苇努力让诗直接面对阿莱克桑德雷所说的人类基本主题：爱，悲痛，恨和死亡，面对人性中一切原始的本质的事物说话。（沈苇《我理解的诗与诗人》）诗歌中透露的神性气质回应着东方诗人所特有的一种“感伤的快乐，一种不是从天国，而是在人间突然面对日常生活的神性的方式（耿占春语），这一点正是诗人海子所缺乏的。同样在中间代诗人中能够做到的应该还有世宾、古马和史幼波，世宾认为：诗人借梦想的力量重新唤醒了人性的世界。在神不在场的时刻，人的确认已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人的存在已不是一种必然之物。灵魂与肉体的分离、个体与人类整体的分离、人类与自然的分离，使人已是破碎之物，它必须通过重组，人才能成为完整之物，并等待诸神的复活来重新印证。诗歌就是在这种破粹的情况下，企图靠一次次的诗性书写，通过书写这种眺望的方式达到完整性的回归。史幼波更是以其的作品《群象》来去阐述相似的观点，组诗中的一系列表述是一致的，”命运不会让一开始就明了，它要求你必须深入世界和心灵黑暗之域，必须以最大限度的隐忍去完成灵魂受难的功课，然后才会有光，就此诗论家沈奇认为：海子、骆一禾、西川最终没有机会共同制作的那部《伪经》，被史幼波完成了。
3、叙事性和抒情方式的合理处置
对于20世纪90年代的中间代诗人来说如何合理处置诗歌叙事性和抒情方式，是重塑汉语诗歌的一种艰难选择。臧棣认为：进入90年代当代诗歌的叙事性开始成为引人瞩目的美学倾向，甚或说它是90年代以来最重要的诗歌现象也无不可，但是最大的混肴，莫过于把90年代以来凸现的叙事性抽象的和叙事诗相提并论。
森子的《卡夫卡日记》、《钥匙，钥匙》把具有强烈当代特征的主题性写作已经发挥到了其个人很大的可能性了（蒋浩《需要为自己写些什么？》，叙事性成分有机地融入了抒情诗中并带来了现代诗学领域里对抒情诗写作策略的重新认识。
桑克说：“从精神气质来说，我是个浪漫主义者，骨子里有很多奇异和天真的成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诗歌的叙事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调，而抒情性和抒情诗有时被看作是一种落后的东西。对这个问题桑克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他说：“抒情诗被故意看低，可以被认为是一种策略，如果真把抒情诗看低了，我暂且不说这是无知，至少可以说这是一个悲剧的开始。抒情诗是一个伟大的传统，因此在他的《二月》组诗里面，可以很清晰的看到帕斯捷尔纳克的身影。
为什么我特别关注上述诗人在以上三方面的所作的努力呢？因为他们的写作比较能够契合我这篇文章的主题，诗歌的事业从本质上说不是聪明人的事业，它是有点类似于信徒式或圣徒式的归依之路，中间代诗人对诗歌精神的重塑和诗歌神性方式的处置，是现代汉语诗歌的孤独体验，是回归家园前的痛苦寻觅，按海德格尔的划分，古典时期还算是人类的黄昏时代，人间偶尔还留有众神的痕迹，因此诗人还不至于太过寂寞；但此时，人类已进入黑夜的半夜期，神迹无可寻觅，只是诗人的歌声还在低低的吟唱，但他们的歌唱是否能追上神迹消失的脚印，是否是在通向神祉的路上，这一切，在这被黑暗笼罩的夜半，也无法得到印证，因此，诗人孤单的处境可想而知。
在一个贫乏的时代做一个诗人，这意味着去注意、去歌吟、去跟踪那远去的诸神。处于世界之夜时代的诗人之所以要言说神圣，原因就在这里。用荷尔德林的话说，这就是世界之夜何以是神圣之夜的原因。
90年代崛起的中间代诗歌群体中除了我上述着重提到的诗人外，同样在追寻荷尔德林“诗人何为？”这一崇高命题答案的诗人还有：躲在中国民间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徐江、朴素的写实主义者吴晨骏、骨气奇高的新人文诗人秦巴子、第三代诗歌的忠实继承者叶辉、 “伪叙述”理论的实验者马永波和哑石、戈尔巴乔夫式的新思维诗人格式、不懈的个体生存体验者岩鹰和谭延桐。江南土地上的精神贵族潘维，他们的确实是富有才华的一代，但是中间代诗人的不温不火现象让我把更多的希望寄托给了明天，相信他们中的一些诗人、或许他们的继承者能够促成汉语诗歌的黄金时代、白银时代。到那个时候我们就会拥有汉语诗歌的曼德尔什塔姆、阿赫马托娃、帕斯捷尔纳克，甚至是中国的普希金。
                              2005-10-17
作者：孙 犁（江苏昆山市作协）
江苏昆山市玉山镇假日山庄3号楼205室215300

梅梅子

总的说写得有一定的客观性。
有的诗者，不客气的说，他知道多少世界，中国的又知道多少，就是跟 风随潮滚，海蜇也。如果总是停留在海蜇的水平，能解构什么？吃点小虾米就是了。不易赞成那些相当的为了个人的一点小****而挥刀乱解砍。科学的解构是很需要一定程度的吃透啊。

孙犁

说的很在理,此文旨在提倡一种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