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汉：在灾难中，寻求肯定性写作

夏汉

　　遵循黑格尔的观点，美的事物“是符合自己的理念的事物”，在这里，理念倘若与本质相近，那就意味着事物是自身本质与本真的体现，这样，美与真和善就内在于一个统一体。而诗就可以说是“理念之感性的显现”，“是直观的真理”，是真、善与美的词语凝结物。而在这个意义上谈论诗学肯定性的实现就有了可能——即便是在当下疫病灾难的背景下，也有其自身的话题。正是如此，我认同了汪剑钊的说法：“诗面对的是整个世界，表达的是丰富、复杂的人性，它要体现人对善、真、美的向往和追求，以及在求索过程中所暴露的软弱、缺陷和不足，包括内心的各种活动和外界的多重刺激，自然与社会的对立统一，时间和空间的纠缠与变幻，等等。概而言之，诗是语言的艺术，是人类对具体的万物进行抽象的结果，但又指向一个新的具象，一个由词语和声音重新打造的新空间”（汪剑钊《灾难面前，写诗是野蛮的还是唤起生命热度的？》）由此切入灾难之中的诗的写作和肯定性旨意也就有了合理的诗学因由。

　　路易斯曾经论述人的痛苦的两个层面：肉体的神经传导系统的感觉，与精神上的心理体验(参阅《痛苦的奥秘》第90页（英）路易斯 著，林菡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版)。而往往第二个层面会更为刻骨铭心，就是说，那才是真正的痛苦。如此则可以推论，人的不幸既是肉体的，亦是精神的，而后者将会成为最终的载体。在疫病灾区的人们，无论自身染病还是家人感染，都会焦虑不安乃至绝望，寻求救助是本能的心理。这时候，施以援手，或医疗或生活中的援助，哪怕只是一个电话安慰都会让其铭刻在心。正如叔本华说的，“生命终究是为了一份恩赐而耗其一生了，同时看到，人要是还能被允许提前查看审视一番这份恩赐，那么他一定会倍加感恩地生活。”（《叔本华论生存与痛苦》齐格飞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疫病中的人们的求生欲念与期盼，对活着的憧憬以及来自生命欲望本能的毅力与信念和对于病毒的积极防御，体现出作为人类自我救助的巨大的力量，这足以构成难得的肯定性写作的范畴，而对于诗人来说，怎么去表达将成为对写作品质与技艺的考验。

　　而我们看到的是，在疫灾面前，总有那么多虚幻的词显形于分行文字中。事实上，相对于人性的善良、诚实和本分而言，灾难中人大多是惨痛或崩溃的绝望，枉论胜利与挺住是不靠谱的，倒像是有着隔岸观火的卑鄙心理，故而，汪剑钊认定《英雄这个词还是太轻》：“宝贵的生命才是一切，/挺不住也无须为此而感到羞耻”，从而拥有了一份否定中的自我肯定的真实：

此刻的我戴着口罩，

全副武装，像一个出征的战士，

但是，内心懦弱到不如一只过街的老鼠，

吐字不清，发音含糊，

你一定要原谅，我们是平凡的同类。

自燃，光亮微弱，间或照亮人间有限的黑暗。

　　说到底，真诚的对于人的尊严、灾难的描写与同情的写作值得我们肯定，这里只要居于在场的感受与真切地叙述与刻画，几乎不需要抒情与夸饰，否则就会陷入虚假的陷阱，既对写作主题构成不尊与亵渎，也披显了写作者的局限性与先天不足——目下那么多的虚妄的情绪分泌与文字垃圾被称为“诗歌的病毒”就可想而知了。故而,黑格尔极力反对现实的庸俗、死板、藐小的描写，而认为悲剧不是感伤，艺术不是矫揉造作的观点是何等的值得信赖。

　　同时，那么多善良、诚实的医务人员在各个病区冒险给染病患者治疗并给予患者的信心与鼓励，他（她）们甚至因感染而殉职；还有不可胜数的志愿者默默无闻地辛劳于不同的岗位，这些普通的劳作者理应受到尊敬与赞扬。正如方方所言：这世道，之所以还让我抱有期待，是看到仍然有这些善良而理性的人在为之努力和忙碌。那么，作为一位诗人，面对这些可敬的人，真诚的感受就显得尤为重要，或者，就以质朴无华的话语把他们在诗里真实地描述出来，鼓励与赞赏人对人的关心与关照，减少不必要的牺牲就足以让人感动。比如写疫病灾区的医护人员，竟有着那么多夸饰之语，只会让人们看到她们虚夸的形象，仿佛不食人间烟火。所以,汪剑钊如此写到：“哪有什么无畏的逆行？你们/不过是顺着良心的轨迹倍道而进”(《你们颠覆了关于天使的陈见》)便显得真实可信。假若做不到这些，那就居于潜思与沉默，也不用放任自己虚假的感情分泌和词语的空转。与之不同的是，刘翔在《不过是一双睁开的眼睛……》这首诗里，以“不过”的否定修辞句式真切而谦和地铺述了一位平凡的英雄，就有着日常意义上的肯定性：

不过是一双睁开的眼睛

平日为人除去眼底的云翳

你也用它看天，看狗，看孩子

看秋天的枯叶从树上飘落和碎裂

　　接着，诗人渲染性地描述了“不过是”一双特别干净的、充满热情的、说不出假话的、妈妈不相信会造谣的眼睛，只是“你对亲友们善意的提醒/只是为了不辜负这样一双眼睛”，并从各个角度写出这位“弱者”的细节，道出“不愿意总是用眼罩把自己与真实隔开/你被口罩挡住的嘴/也还想说些不得不说的事情”的伟大品质和“一双睁开了又闭上了的眼睛/被视为今夜惟一的星星”的英雄形象。

我们看到，写作文本自身的意义转换也构成了一个悖论，就是说，在对于灾难发生前的口之贪欲，怠慢、隐瞒、推拖与各种旁观者的病态以及内心深处的恶的指责、怒斥与沉思是否定性的，但也可以在某种意义上看作肯定性写作——因为这些诗在对于恶的揭露与遏制层面上起到正面的功效。那么，一种反讽和讽刺与荒诞性的写作，无疑也是可以肯定的。这是一种审美转换。我们同样可以在黑格尔那里寻求理由，黑格尔认为，夸大、讽刺与日常现实生活比较，是一种假象；但这假象又扬弃了、摧毁了自己，在夸大与讽刺中包含了美和艺术的本质。(贺麟《黑格尔的艺术哲学》)在对于疫病灾难的书写中，夸大与讽刺——在某种情形下的变形与讽喻以及反讽的技艺的渗透，对那些人为与人伦之恶的挞伐或许更有审美的意义与诗学的力量。汪剑钊在《烈字》这首诗里，曲隐地对于灾难中的死亡作了考证意义上的诠释，这是一份来自死亡的凝视，无疑是对于亡者已逝的追思与悼念，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诗人对于死亡真相的敞开，这样的语言行动本身就具有价值——对于死亡本事的肯定性写作。就是说，这样的凝思既是对于死亡的文体思辨，又是对导致死亡的恶行的控诉，这是在一个悖论中体现出来的正面意义——

作为一具具肉身，来自我们美丽的母语，

与象形、会意有关，

也牵涉指事、假借与转注。

……

但冒犯了隐形（或曰潜在）的规训，

来不及经过审美的验证就消失，

像健康的新生儿遭遇厄运莫名地夭折，

第一声啼哭都不曾留下，

仅在页面被粗暴地出示一张表明染毒的诊断书。

　　语言表达事物的原本性是一个哲学命题，而在诗里接近事物的本己就是一个基本的欲求，那么，我们力求接近灾难的本相与事实就是第一位的，无论是直接的述说还是变形的想象，都应该如此，否则便是无效的。自然，一切事物(事件)都“包含了它们所有的真实性”(佩索阿)，作为一个诗人，能够挖掘出来——或对于善的肯定与赞颂或对于丑恶的揭露与批评，已经算是收获，但这仅仅完成了一个向度。诗人更重要的是要“把美奉送给事物”——而美是对不存在的事物的命名，让人悖异的是，在审美的过程中会有“谎言的侵袭”，这才是对于诗人真正的考验(引自《我对事物以美相称》费尔南多·佩索阿，程一身译)。假若要完成海德格尔意义上的“诗意的追问”和作为诗人的自我完成(海德格尔《诗人何为》孙周兴 译 燃读 2019-09-26)，就要首先完成作为诗人的自我修炼——既是精神品格的也是诗学的，如此，才能够无愧于时代的书写与担当。

2020.2.29.言鉴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