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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晨歌 七律 2003-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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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3-10-5 19:39 | 显示全部楼层

[原创]晨歌 七律 2003-10-05

[这个贴子最后由柳风在 2003/10/07 05:50pm 第 3 次编辑]

晨歌   七律    2003-10-05
落莺晨曲啭新枝,字字声声都是诗。
曾盼刘郎回绣帐,哪堪倩女梦瑶池。
秋来空怅风无信,春去常开花几支。
遥望西天新月淡,欲收逸韵忆前时。
告各位诗友:
    风云恢复正常,希望朋友们前往赐贴,从首页进入《古韵悠悠》。如不能登录可重新注册。因为丢了一个月的数据,朋友们以前贴过的诗词可以重贴,柳风在此致歉意。
http://www.free333.com/dvbbs/index.asp
http://www.free333.com/dvbbs/list.asp?boardid=19
发表于 2003-10-6 02:38 | 显示全部楼层

[原创]晨歌 七律 2003-10-05

有浓郁唐风在里边。
 楼主| 发表于 2003-10-8 01:54 | 显示全部楼层

[原创]晨歌 七律 2003-10-05

谢谢,有小改动。柳风学理工的,也没读几首唐诗,不知唐风与宋风有何区别,望见教。
发表于 2003-10-8 23:29 | 显示全部楼层

[原创]晨歌 七律 2003-10-05

[这个贴子最后由赏善罚恶使在 2003/10/08 04:07pm 第 1 次编辑]

找找资料——
发表于 2003-10-9 00:06 | 显示全部楼层

[原创]晨歌 七律 2003-10-05

《谈艺录》读本
(二)唐宋诗风格之别
  
        唐诗、宋诗,亦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唐
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严仪卿首倡断代言诗①,《沧浪诗话》
即谓“本朝人尚理,唐人尚意兴”云云。曰唐曰宋,特举大概而言,为称谓之便。非曰
唐诗必出唐人,宋诗必出宋人也。故唐之少陵、昌黎、香山、东野②,实唐人之开宋调
者;宋之柯山、白石、九僧、四灵③,则宋人之有唐音者。《杨诚斋集》卷七十九《江
西宗派诗序》曰④:“诗江西也,非人皆江西也。”《刘后村大全集》卷九十五《江西
诗派小序》仍以后山、陵阳、子勉、均父、二林⑤等皆非江西人为疑,似未闻诚斋此论。
诗人之分唐宋,亦略同杨序之恉。(2页)
    后见吴雨僧先生宓《艮斋诗草序》⑥,亦持是说。夫人禀性,各有偏至。发为声诗,
高明者近唐,沉潜者近宋,有不期而然者。故自宋以来,历元、明、清,才人辈出,而
所作不能出唐宋之范围,皆可分唐宋之畛域⑦。唐以前之汉、魏、六朝,虽浑而未划,
蕴而不发,亦未尝不可以此例之。叶横山《原诗》⑧内篇卷二云:“譬之地之生木,宋
诗则能开花,而木之能事方毕。自宋以后之诗,不过花开而谢,谢而复开。”蒋心余
《忠雅堂诗集》⑨卷十三《辩诗》云:“唐宋皆伟人,各成一代诗。宋人生唐后,开辟
真难为。元明不能变,非仅气力衰。能事有止境,极诣难角奇。”可见五七言分唐宋,
譬之太极之有两仪,本乎人质之判“玄虑”、“明白”,见刘邵《人物志·九征》篇。
按即Jung:psychologischeTypen所分之Introvert与Extravert⑩。非徒朝代时期之谓矣。
乃尚有老宿⑾,或则虐今荣古,谓宋诗时代太近,何不取法乎上;或则谓唐诗太古,宜
学荀卿之法后王⑿。均堪绝倒。且又一集之内,一生之中,少年才气发扬,遂为唐体⒀,
晚节思虑深沉,乃染宋调⒁。若木之明,崦嵫之景⒂,心光既异,心声亦以先后不侔⒃。
明之王弇州⒄,即可作证。弇州于嘉靖七子,实为冠冕;言文必西汉,言诗必盛唐。
《四部稿》中⒅,莫非实大声弘之体。然弇州《续稿》一变矜气高腔,几乎剟言之瘢,
刮法之痕,平直切至。屡和东坡诗韵。《续稿》卷四十一《宋诗选序》自言,尝抑宋诗
者,“为惜格故”,此则“非申宋”,乃欲“用宋”。卷四十二《苏长公外纪序》于东
坡才情,赞不容口,且曰:“当吾之少壮时,与于鳞习为古文词⒆,于四家殊不能相入
⒇,晚而稍安之。毋论苏公文,即其诗最号为雅变杂糅者,虽不能为吾式,而亦足为吾
用。”《读书后》(21)卷四《书苏诗》后曰:“长公诗在当时,天下争趣之,如诸侯王
之求封于西楚。其后则若垓下之战(22),正统离而不再属。今虽有好之者,亦不敢公言
于人。其厄亦甚矣。余晚而颇不以为然。”下文详言东坡神明乎少陵诗法之处,可与早
作《四部稿》卷百四十七《艺苑卮言》论东坡语参观。然《卮言》以东坡配香山、剑南
为正宗而外之广大教化主(23),又曰:“苏之于白,尘矣”;此则径以苏接杜,识见大
不同。《四部稿》卷四十六《醉后放言》云:“死亦不须埋我,教他蚁乐鸢愁”,全本
东坡“闻道刘伶死便埋”一绝,则是弇州早作已染指苏诗矣。虽词气尚负固矜高,不肯
遽示相下,而乃心则已悦服。故钱牧斋《列朝诗集》丁集(24)、周栎园《因树屋书影》
卷一皆记弇州临殁(25),手坡集不释。要可征祖祧唐宋,有关年事气禀矣。按此特明弇
州早晚年诗学之不同,非谓弇州晚年诗胜早年也。吴梅村《家藏稿》(26)卷三十《太仓
十子诗序》有“拯晚近诗弊者,芟抹弇州盛年用意之瓌词雄响,而表晚岁颓然自放之言,
诎申颠倒”云云,议论极公。弇州《续稿》中篇什,有意无韵,木强率直,实不如前稿
之声情并茂;盖变未至道,况而愈下者也。近来湖外诗家(27),若陈抱碧、程十发辈(2
8),由唐转宋,适堪例类。唐宋诗之争,南宋已然,不自明起;袁子才《与施兰垞书》,
《随园诗话》卷十六引徐朗斋语等调停之说(29),当时亦早有。如戴昺《东野农歌集》
(30)卷四《答妄论唐宋诗体者》云:“不用雕锼呕肺肠,词能达意即文章。性情原自无
今古,格调何须辨宋唐”。不知格调之别,正本性情;性情虽主故常,亦能变运。岂曰
强生区别,划水难分;直恐自有异同,抟沙不聚。《庄子·德充符》肝胆之论(31),东
坡《赤壁赋》水月之问(32),可以破东野之惑矣。(3—5页)      ①严仪卿:宋诗论家严羽字,号沧浪逋客。著有《沧浪诗话》一卷,分诗辨、诗体、
诗法、诗评、诗证五类论述宋以前诗。
    ②少陵:唐杜甫自称少陵野老。昌黎:唐韩愈,郡望昌黎。香山:唐白居易,号香
山居士。东野:唐孟郊字。
    ③柯山:宋张耒号。白石:宋姜夔,号白石道人。九僧:指宋代九诗僧:淮南惠崇,
剑南希画,金华保暹,南越文兆,天台行肇,汝州简长,青城维凤,江东宇昭,峨眉怀
古。有集《九僧诗》,已佚。四灵:指南宋后期浙江永嘉四诗人:徐照(字灵辉),徐
玑(号灵渊),赵师秀(号灵秀),翁卷(字灵舒),四人字号中皆有“灵”字。
    ④《杨诚斋集》:宋杨万里(号诚斋)撰,一百三十三卷。江西诗派:宋诗流派之
一,以黄庭坚、陈师道为代表。吕本中《江西诗社宗派图》列出陈师道、潘大临、谢逸、
洪刍、饶节、僧祖可、徐俯、洪朋、林敏修、洪炎、汪革、李錞、韩驹、李彭、晁冲之、
江端本、杨符、谢荮、夏倪、林敏功、潘大观、何觊、王直方、僧善权、高荷等二十五
人。他们效法杜甫、韩愈,主张无一字无来历,追求奇崛、用典,提倡“脱胎换骨”,
致使形式雕琢。
    ⑤《刘后村大全集》:宋刘克庄(号后村)著,一百九十六卷。后山:宋陈师道,
号后山居士。陵阳:宋韩驹,字子苍,有《陵阳集》。子勉:宋高勉字。均父:宋夏倪
字。二林:指江西诗派的林敏修、林敏功。
    ⑥吴宓:近人,又字雨生,号藤影荷声馆主。
    ⑦畛域:界限。
    ⑧叶横山:清叶燮号,原名叶星期。撰有《原诗》四卷。论诗之源流、本末、正变、
盛衰、作法等。
    ⑨蒋心余:清蒋士铨字。撰有《忠雅堂诗集》二十七卷。
    ⑩太极之有两仪:《周易·系辞传》:“易有太极(天地未分以前的元气),是生
两仪(天地)。”刘邵:三国魏人。撰有《人物志》三卷。Jung:译名荣格,瑞士现代
心理分析学家。其《心理学类型》所分之内向性格与外向性格。
    ⑾老宿:指老成有学问的人。
    ⑿荀卿:战国时人,著名哲学家荀况的尊称。法后王:见《荀子·非相》,取法于
当代的君王,是荀况针对孔孟法先王而提出的,他认为法若与当代君王不一致,便要走
到斜路上去。
    ⒀唐体:诗之一体。指长于丰神情韵的诗作,不限于唐代人的作品。
    ⒁宋调:诗之一体。指以筋骨思理取胜的诗作,不限于宋代人的作品。
    ⒂若木之明:若木,《山海经·大荒北经》指日出处的一种树,此指人的早年。崦
嵫:山名,在今甘肃省天水县西,古人称为日落处。
    ⒃不侔:不等。
    ⒄王弇州:明王世贞,号弇州山人。
    ⒅《四部稿》:王世贞撰,一百七十四卷。《续稿》二百零七卷。王氏才学富赡,
虽称文必西汉,诗必盛唐,然其早年诗作近于唐体,晚年作风有变,渐操宋调。
    ⒆于鳞:明李攀龙字。
    ⒇四家:王世贞《苏长公外纪序》:“今天下以四姓目文章大家,独苏长公之作最
为便爽,而其所撰论策之类,于时为最近,故操觚之士鲜不习苏公文者。”这是于四姓
文章中独推苏轼。王世贞、李攀龙两人少时不喜欢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的文章,
他们少时论文,言必称秦汉之故。
    (21)《读书后》:王世贞撰,八卷。
    (22)求封西楚,垓下之战:项羽灭秦后,分封诸侯王。垓下战后,兵败自刎。用以
比喻苏诗之遭遇。
    (23)香山:唐白居易,号香山居士。剑南:宋陆游,字务观,自号放翁,有《剑南
诗稿》。广大教化主:唐张为撰《诗人主客图》一卷,以白居易为“广大教化主”。王
世贞《艺苑卮言》卷四:“诗自正宗之外,如昔人所称广大教化主者,于长庆得一人,
曰白乐天;于元丰得一人焉,曰苏子瞻;于南渡后得一人,曰陆务观:为其情事景物之
悉备也。就苏之与白,尘矣;陆之与苏,亦劫也。”钱先生认为“苏之与白,尘矣”,
当指白居易较苏轼为尘俗,所以说“径以苏接杜”,以苏轼直接杜甫。
    (24)《列朝诗集》:清钱谦益(号牧斋)选辑,八十一卷。约收明代两千多诗人之
代表作。
    (25)《因树屋书影》:清周亮工(字元亮,号栎园)著,十卷。
    (26)吴梅村:清吴伟业号。有《吴梅村家藏稿》五十八卷。
    (27)湖外:指湖南湖北。
    (28)陈抱碧:当见于程十发《湘社集》四卷中。程十发:近人程颂万号。有《十发
庵类稿》三十二卷,附《湘社集》四卷。
    (29)袁子才:清袁枚字,号随园老人。有《小仓山房文集》三十五卷,《随园诗话》
十六卷。袁枚《答施兰论诗书》:“夫诗无所谓唐宋也。唐宋者,一代之国号耳,与诗
无与也。诗者,各人之性情也,与唐宋无与也。”徐朗斋:清徐嵩号。《随园诗话》卷
十六:“徐朗斋嵩曰:‘……吾恨李氏不及姬家耳!倘唐朝亦如周家八百年,则宋、元、
明三朝诗,俱号称唐诗;诸公何用争哉!须知论诗只论工拙,不论朝代。譬如金玉,生
于今之土中,不可谓非宝也。”
    (30)戴昺:宋人,字东野。有《东野农歌集》五卷。
    (31)《庄子·德充符》:“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出一
也。”这是说,从异者看,唐诗中也有宋体;从同者看,宋诗中也有唐体。
    (32)苏轼《前赤壁赋》:“客亦知夫水与月乎?……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
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视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这是说,从变看,唐诗也有
变;从不变看,唐宋诗都是不可变的。
    这里两则讲唐诗、宋诗之别,主要不在朝代的区别,而是由于两种不同的风格,譬
如天下有两种人,便有两种性情,也就分出两种诗来。
    (一)风格是人的性情决定的,相同的朝代里,也会出现不同风格的作品。王国维
在《人间词话》里称唐诗、宋词,是以朝代区分盛行的文体,唐以诗胜,宋以词胜。钱
先生称唐诗、宋诗是以风格区别的,他在《宋诗选注序》里讲得很透彻,这里袭用序中
举引唐释皎然和宋姜夔的话来说明。皎氏云:“反古曰复,不滞曰变。若唯复不变,则
陷于相似之格,其状如驽骥同厩,非造父不能辨”,“复忌太过”,“变若造微,不忌
太过”,“若乏天机,强效复古,反令思扰神沮”(《诗式·复古通变体》),这是唐
人作诗、评诗的标准,把“通变”看得比“复古”重要,写作上重在表现自我。姜氏云:
“不求与古人合而不能不合,不求与古人异而不能不异”(《白石道人诗集序》),这
是宋人的话,只能在“合”中求“异”,甚至从古人作品中寻求作诗的灵感和榜样,再
以说理、议论、故实入诗,形成了一种与唐诗不同的风格。宋代诗论家严羽第一个提倡
断代论诗,便是为了研究诗歌发展到各个时期所表现的带有总体性的特征,他说宋人
“尚理”,唐人“尚意兴”,是一个大致的概括,于诗前冠以唐、宋,也是为了称谓的
方便,并不是说唐诗必出自唐人之手,宋诗必出自宋人之手,而是说诗“尚理”者近宋,
“尚意兴”者近唐。袁枚《随园诗话》卷八亦云:“诗分唐宋,至今人犹恪守。不知诗
者,人之性情;唐宋者,帝王之国号。人之性情,岂因国号而转移哉?”
    这里说“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也是一个大致的概括,
在于指出所谓唐体、宋调的不同特征。比如杜甫、韩愈,都是唐代大诗人,而他们的作
品却为宋调开了路。像杜甫的《又呈吴郎》:
    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即防远客
虽多事,便插疏篱却甚真。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盈巾!
    这首诗中间两联在发议论,在说理,不在写意兴,不正是开宋诗的说理吗?再像韩
愈的《龊龊》:
    龊龊当世士,所忧在饥寒。但见贱者悲,不闻贵者叹。大贤事业异,远抱非俗观。
报国心皎洁,念时涕氿澜。……
    不也是在说理吗?
    宋人诗作而有唐音者,这里列举张耒、赵师秀的诗作,可以看到他们的风格。如张
耒《初见嵩山》:
    年来鞍马困尘埃,赖有青山豁我怀。日暮北风吹雨去,数峰清瘦出云来。
    真是潇洒自如,情景交融,丰神情韵均类唐诗。又如赵师秀《约客》: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其诗清新圆润。写景抒情之亲切,宛如出自唐人之手。说唐诗、宋诗主要是指诗的
风格,正如杨万里说江西诗派,“诗江西,非人皆江西”,都是指诗的风格而言。江西
诗派的首领黄庭坚是江西人,他以“会粹百家句律之长,究极历代体制之变”的主张,
团结了一批诗人,共同取法于各体的优点来作诗,形成一个风格接近的诗派,世人遂以
江西称之,不是说这个诗派的成员都是江西人,也不是说这个诗派的诗都是在江西写的。
    (二)时代与地域对文学风格的形成有一定的影响,但决定作品风格的主要是人的
禀性。近人吴宓讲的“高明者近唐,沉潜者近宋”,也是指诗的两种不同风格。宋以后
诗人辈出,似都未能跳出唐体、宋调。唐以前各代诗作的风格,似也可这样分析。正如
叶燮在《原诗》里的比喻:木生于地,开出宋诗这朵奇葩,宋以后的诗,只是花开花谢、
复开复谢的差别,终究离不开宋调。“木”便是人的秉性。蒋士铨《辩诗》也是这个意
思。诗分唐宋,仿佛在天地未分之前,元气混而为一之时,便已经有了天地之别。魏刘
邵撰《人物志》,把人的品性判作思虑深沉型和单纯开朗型,也就是荣格《心理学类型》
里分的内向性格和外向性格,这两种不同的品性,与朝代时期或地域环境,不能说没有
关系,但都关系不大。(三)唐体宋调没有高下优劣之分,只是两种不同的风格。而风
格之别,本于性情,性情不是一成不变,风格也会随之变化。譬如人的一生,早年才气
横溢,喜为唐体,暮年老成持重,易操宋调,王世贞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早年他的诗
作多“矜气高腔”,如《登太白楼》:“昔闻李供奉,长啸独登楼。此地一垂顾,高名
百代留。白云海色曙,明月天门秋。欲觅重来者,潺湲济水流。”海阔天空,气势音节
均似李白;到了晚年,他的作风有变,“平直切至”,如《太保歌》:“太保入朝门,
缇骑若云屯。进见中贵人,人人若弟昆。太保从东来,一步一风雷。行者阑入室,居者
颔其颏。……”写奸相严嵩耀武扬威的声势,历历在目,却风格朴实。王世贞对苏轼的
看法也有前后的区别,少壮时是排苏,后来好苏,临死时竟“手坡集不释”。可见,继
承唐体宋调与年事、秉性的关系颇大,但这并不是说王世贞晚年诗作就一定胜于早年。
    总之,唐宋诗的风格不同,孰胜孰负,南宋以来一直争论不休,袁枚曾举引徐嵩的
话:“论诗只论工拙,不论朝代。譬如金玉,出于今之土中,不可谓非宝。败石瓦砾,
传自洪荒,不可谓之宝”(《随园诗话》卷十六)。袁枚举引徐嵩的这段话,该使人明
白对于唐宋诗,似乎已无必要决出胜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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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3-10-9 00:09 | 显示全部楼层

[原创]晨歌 七律 2003-10-05

宋代诗

    宋代诗歌在继承唐诗传统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在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上有所开拓创造,出现许多优秀诗人作品,形成许多流派,对元、明以后诗歌发展有深远影响,在清代更引起了尊唐、宗宋之争。可见在古代诗歌史上,宋诗是继唐诗而取得显著成就的又一高峰。
  宋诗的成就 ①宋诗在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上,都有新的开拓和创造。宋诗比之唐诗,在反映民生疾苦,揭露社会黑暗和表现统治阶级内部政治斗争等方面都有所扩展;特别在民族矛盾异常尖锐剧烈的历史背景下,诗中所抒发的爱国主义精神比唐诗更炽热和深沉,成为南宋诗歌的基调。在艺术旨趣和风格上,则主要向思想、显露、精细方面发展。严羽《沧浪诗话·诗评》评:“诗有词、理、意兴”,“本朝人尚理而病于意兴,唐人尚意兴而理在其中。”杨慎《升庵诗话》卷八说:“唐人诗主情,去《三百篇》近;宋人诗主理,去《三百篇》却远矣。”今人钱钟书《谈艺录》说:“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虽然褒贬态度不同,而指出“理”、“思理”为宋诗特点则同。重情韵者往往含蓄,重思理者则较显露。沈德潜《清诗别裁集·凡例》说:“唐诗蕴蓄,宋诗发露,蕴蓄则韵流言出,发露则意尽言中。”吴乔《围炉诗话》卷一亦指出唐诗重比兴,因而“其词婉而微”;宋诗重赋,“其词径以直。”翁方纲《石洲诗话》卷四称:“唐诗妙境在虚处,宋诗妙境在实处。”宋诗又追求精细。《石洲诗话》卷四又说:“诗则至宋而益加细密。盖刻抉入里,实非唐人所能囿也。”颇有见地。所谓“细密”、“刻抉入里”,一方面指宋诗对客观事物的描摹刻画,趋于求新、求细,形容尽致,纤微毕现,与汉魏六朝唐诗的浑成凝重各异其趣。如李东阳《怀麓堂诗话》评苏轼诗“情与事无不可尽”,就是一例。另一面指宋诗对用典、对仗、句法、用韵、声调等用工更深,日臻周详。如刘克庄《江西诗派小序》中评黄庭坚:“会粹百家句律之长,究极历代体制之变,□讨古书,穿穴异同,作为古律,自成一家。虽只字半句不轻出,遂为本朝诗家宗祖。”即指出黄诗在句律、体裁方面的穷极变化。与上述数点相联系,宋诗又呈现出议论化、散文化和以才学为诗的倾向,则对诗歌艺术的发展造成好坏兼具的影响。②宋代产生了许多杰出的和优秀的诗人。宋代诗人如梅尧臣、苏舜钦、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陆游、范成大、杨万里等,在中国诗歌史上,都有重要地位,和唐代的一些重要诗人相比,各有特色。他们以自己的优秀诗篇,赢得了后人的称赏。其中特别是苏轼和陆游,人们是把他们和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诗人相提并论的。他们的诗歌作品,在某些方面具有典范的意义。③宋代产生了数量很大的诗歌作品。宋诗流传至今的,估计要超过《全唐诗》数倍,已知的诗人,估计有8000人左右。宋诗不仅数量大,而且其中确有大量的好诗。那些杰出的和优秀的诗人留下了大量的好作品,即使一些并非特别负有盛名的诗人,也往往有佳篇流传。宋代的诗歌经过了长期的各种探索,一般说来,诗人们都很重视学习唐人,有的偏重模仿,有的力求在学习中创新。前者如宋初的九僧,南宋后期的四灵诗派等;后者则更为普遍,呈现出争奇斗艳、推陈出新的局面。因此,宋诗中流派较多,各种流派之中也常常有发展演变,诗歌的风格也因之丰富起来,不断地产生出大量好诗。
  宋诗的发展 严羽《沧浪诗话》曾论到宋诗的流派。一直到清初,研究宋诗的人,大都着眼于流派的演变。而在流派演变之外,同时注意历史发展变化的,始于全祖望《宋诗纪事序》。他讲了宋诗的“四变”:一变是仁宗庆历以后;二变是在黄庭坚和江西诗派崛起之时;三变是在四灵派出现以后;四变是宋末。清末民初的陈衍,编选《宋诗精华录》,仿照唐诗,分宋诗为初宋、盛宋、中宋、晚宋四期。他在第一卷开始时说:今略区元丰、元□以前为初宋,由元丰、元□尽北宋为盛宋,南渡为中宋,四灵以后为晚宋。他在全祖望“四变”说的基础上作了一些改进,较为合理。
  参照陈衍的分期法,可分宋诗为四个时期。第一时期为北宋前期,即从北宋开国到英宗(960~1067)末。第二时期为北宋后期,即从神宗到北宋(1068~1127)末。第三时期为南宋前期,即从南宋初到宁宗开禧(1127~1207)末。第四时期为南宋后期,即从宁宗嘉定初到南宋(1208~1279)末。
  北宋前期 宋太祖、太宗、真宗时期,诗人们基本上偏于消极地接受唐诗的影响,还没有来得及积极地创造发展。他们主要师法的是白居易、贾岛、李商隐等人。叶燮《原诗》说:“宋初诗袭唐人之旧,如徐铉、王禹□辈纯是唐音。”效法白居易的,以王禹□为代表。王禹□自称“本与乐天为后进,敢期子美是前身”。清代翁方纲《石洲诗话》说他“五言学杜,七言学白”。实际上他主要学白居易。王禹□在宋初是一位有成就的诗人,称赞他的人说他和欧、苏相伯仲《宋诗□□集》),但他的诗毕竟没有多少显著的特征。当时学白居易的还有徐铉,李□等人。
  效法贾岛的,主要有九僧和魏野、寇□等人。他们除贾岛外,还效法晚唐其他某些诗人。他们声气相通,成为一个流派,有名于世。
  效法李商隐的主要有西□体。西□体以诗集《西□酬唱集》而得名。收入这本诗集的作者有17人,其中主要是杨亿、刘筠、钱惟演三人。葛立方《韵语阳秋》说:“西□体大率效李义山之为,丰富藻丽,不作枯瘠语。”他们效法李商隐的善对偶,用典故,尚辞藻。其诗伤于雕琢堆砌。
  苏舜钦、梅尧臣、欧阳修的诗歌创作,主要在仁宗、英宗时期。他们都致力于改变当时的诗风,所针对的是当时流行的西□体。和他们同时的石介,反对西□体最激烈,曾作《怪说》加以抨击。欧、梅、苏三人却以他们丰富的创作成果来影响当世。宋诗在很大程度上是沿着他们开创的道路发展前进的。
  这一派共同的倾向和特点是重视思想内容,力求摆脱唐诗的风调。梅尧臣《答裴送序意》有“我于诗言岂徒耳,因事激风成小篇。词虽浅陋颇□苦,未到二‘雅’未忍捐。安取唐季二三子,区区物象磨穷年”之句,代表了这一派人对诗歌创作的要求。
  由于重视思想内容,他们爱在诗歌中发议论。特别是一些涉及政治、社会问题的较长的诗,往往议论纵横,反复述说,明代袁宏道《雪涛阁集序》说:“其弊至以文为诗。”“以文为诗”,即散文化,散文化是为了议论化。
  由于重视思想内容,他们有意识地矫正晚唐以来直至西□诗人崇尚近体、专务对偶声律的诗风,因此多作古体,古体在他们的诗集中要占一半以上。
  北宋后期 北宋后期的诗歌成为宋代诗歌繁荣时期。这时诗人辈出,形成不同的流派。主宰诗坛风气的是王安石、苏轼、黄庭坚三人。他们的诗歌被称为“荆公体”、“东坡体”、“山谷体”。黄庭坚在当时影响尤大,为江西诗派的开创者。三人之中,王年辈晚于欧,受到欧的推重。苏出欧阳修门下,黄庭坚又出自苏轼门下,从中可以看出北宋后期的诗是欧阳修一派的继承和发展。  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人有共同的倾向和特点:他们都比较重视思想内容,他们写的古体诗,不同程度地有着以文为诗或以议论为诗的习气,这都是接受了欧阳修一派的影响。
  王安石早期的诗,叶梦得《石林诗话》说他“少以意气自许,故诗语惟其所向,不复更为含蓄”,这实际是受当时风气影响的表现。到了晚年,讲求诗律精严,陈师道说他“晚年诗伤工”(《王直方诗话》),可见与早年不同。王安石喜欢杜诗,对杜甫评价很高,曾说“杜甫则发敛、抑扬、疾徐、纵横,无施不可,……斯其所以光掩前人而后来无继也”(《滹南诗话》引)。他“深得老杜句法”(《苕溪渔隐丛话》),开宋人学杜的风气。
  苏轼在接受欧阳修一派的影响方面表现很突出。他在“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方面,如果不是超出欧阳修等人,至少不相上下。但是,苏轼为宋代其他诗人不可及处是他的才气奔放,随物赋形。苏诗风格是多方面的,刘克庄《后村诗话》说:“坡诗略如昌黎,有□漫者,有谨严者,有丽缛者,有简淡者。翕张开合,千变万态,盖自以其气魄力量为之,然非本色也。”刘克庄的所谓“非本色”,大约是说他不受一定体制的束缚。苏轼在自己的诗歌创作中放笔快意,纵恣自如,他对于从学的晚辈诗人,也任其自由发展。所以苏轼门下的诗人虽然很多,如秦观、张耒、黄庭坚、晁补之等等,都是一时俊彦,但他们各有特点,不受“东坡体”的限制。西园雅集图 (图绘苏轼兄弟、黄庭坚、米芾等16人的聚会)从欧阳修、梅尧臣到王安石、苏轼,一脉相承,完成了自晚唐、西□以来的一次诗风转变,使得宋诗在唐诗之外开辟了疆土,显出了自己的特色。随后的黄庭坚,就在新的疆土上苦心经营,使得它的特色更加鲜明显著。
  黄庭坚写诗,在注重思想内容的同时,用了很大的心思来研究形式技巧。诗歌在他手里,可说是成了专门之学。他下了很大的功夫学杜甫,如《岁寒堂诗话》所说:“子美之诗,得山谷而后发明。”他从杜甫那里学拗律。他的拗律数量之多,远远超过杜甫。他极力发展韩愈、梅尧臣以来的那种横空排□的奇句硬语,使诗中的这类语句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又在运用典故、押韵等方面下功夫,功力超过苏轼。他又很好奇,喜用奇事、奇字等。这些都比较易于学步,因此愿意学黄庭坚的人很多,并形成江西诗派。陈师道本来是苏门六君子之一,见到黄庭坚后,就“尽焚其稿而学焉”(陈师道《答秦观书》),自认“初无诗法”,见到黄庭坚才学到了“诗法”。此外,如潘大临、谢逸、洪刍、饶节等等,都效法黄庭坚。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自黄庭坚以下列陈师道等25人,成为宋代影响最大、最深远的一个诗歌流派。
  南宋前期 江西诗派讲究拗律,喜用硬语,本来容易导致杈桠粗犷之病。江西诗派盛行后,这些弊病充分显露出来,引起了人们的不满。陈岩肖《庚溪诗话》说:“山谷之诗,清新奇峭,……然近时学其诗者,……必使声韵拗捩,词语艰涩,曰江西格也,此何为哉?”南宋初期的一些江西派诗人吕本中、陈与义、曾□等,注意到这一点,想作一些补救。这几个人在北宋末期已开始了他们的创作活动,陈与义在南宋只活了12年,吕本中只活了18年,但他们的创作倾向,和前一个时期的江西诗派中的某些人相比,毕竟有一些区别。吕本中作《夏均父诗集》序,提出“学诗当识活法”,说“谢玄晖有言:好诗流转圆美如弹丸。此真活法也”。方回《瀛奎律髓》称赞他,说“居仁在江西派中,最为流动而不滞者,故其诗多活”。陈与义虽然和黄庭坚、陈师道被列为江西诗派“三宗”,但艺术风格和黄、陈有些不同;同时人张□为他作墓志铭,称他的诗“清邃超特,纡余闳肆”,独具特色。曾□的诗,赵庚夫称为“清于月出初三夜,淡似汤烹第一泉”,也不同于江西诗派的词语艰涩。到此时,江西诗派的变化已是势在必行了。
  方回《跋遂初尤先生尚书诗》:“宋中兴以来,言诗必曰尤、杨、范、陆。”他们被称为“南宋四大家”,代表了宋代诗歌第二个最繁荣的时期。
  “四大家”(尤袤、杨万里、范成大、陆游)中,尤袤的诗集已佚,清尤侗辑有《梁□遗稿》,只有两卷。陆游、范成大、杨万里流传的作品都很丰富,特别是陆、杨二人,数量之多是惊人的。陆、杨都曾受过江西诗派的影响,但他们在当时能取得那样卓越的成就,就在于最终摆脱江西诗派,自立门户。由于他们和江西诗派有渊源,在诗里难免留下若干江西诗派的痕迹。如《四库全书总目》说杨万里“不免有颓唐粗俚之处”,沈德潜《说诗□语》说陆游“古体近粗”。但是,他们诗歌的风格,就其主要方面来说,恰好和江西诗派相反。如杨万里的诗被称为“清圆”(曾燠),被称为“飞动驰掷”(方回《南湖集序》)。陆游诗被称为“敷腴”(《诚斋集》卷八十一《千岩摘稿序》),被称为“熟”(朱□尊《书剑南集后》),被称为“晚年造平淡”(赵翼《瓯北诗话》)。从这些地方,可以看出陆、杨等人在创立独特的诗歌风格上所作的努力。
  这个时期,别具一格的诗人姜夔在《白石道人诗集叙》里写他和尤袤的一段对话:“近过梁□,见尤延之先生,问余诗自谁氏。余对以异时泛阅众作,已而病其驳如也,三薰三沐,师黄太史氏。居数年,一语噤不敢吐;始大悟学即病,顾不若无所学之为得,虽黄诗亦偃然高阁矣。先生因为余言:‘近世人士喜宗江西,温润有如范致能者乎?痛快有如杨廷秀者乎?高古如萧东夫,俊逸如陆务观,是皆自出机轴,□有可观者。又奚以江西为?’”从姜夔和尤袤对当时诗歌创作的议论中,可以知道在这个时期,有成就的诗人都在力求突破江西诗派的限制了。
  南宋后期 从“永嘉四灵”(见四灵体)开始,宋诗发生了一个新的转变。尤袤、杨万里、范成大、陆游虽矫江西派之弊,但他们的诗,还是上承欧阳修、梅尧臣、苏轼、黄庭坚,“四灵”却转学晚唐,似乎又回到宋初的时代。
  “四灵”兴起的动机,是出于矫江西派之弊。徐玑、徐照、翁卷、赵师秀,这四个诗人都是永嘉人,都出于永嘉学派叶□之门。叶□在替徐玑作的《墓志》里说:“初,唐诗废久,君与友徐照、翁卷、赵师秀议曰:‘昔人以浮声切响单字只句计巧拙,盖风骚之至精也;近世乃连篇累牍,□漫而无禁,岂能名家哉!’四人之语,遂极其工,而唐诗由此复行矣。”这里所谓“唐诗复行”,其实是晚唐诗。具体地说是贾岛和姚合的诗,而且主要是姚合。“四灵”主张“以浮声切响单字只句计巧拙”,他们一生的努力就在这方面。他们喜作近体,专工五律,局度狭小。刘克庄《野谷集序》说:“紫芝之言曰:‘一篇幸止有四十字,更增一字,吾未如之何矣!’”可见他们的精力不能超出四十字之外。他们写诗不重视思想内容,少用典故,不发议论,少用古体,讲求精工,和欧阳修、梅尧臣以来一直到江西诗派的宋诗传统大不相同。这在当时一些人中间,产生了新鲜的感觉,对于一些腻味于江西诗派的人来说,更能引起兴趣。  江湖派以临安的一个书商陈起刻的《江湖集》而得名。陈起会作诗,结交了一批江湖诗人,即流落不遇或者官位较低的诗人。他在理宗宝庆初刻了一部《江湖集》,收入了刘克庄、曾极等人的一些诗,其中有的诗句触犯了当时宰相史弥远,《江湖集》遭禁,被劈板,史弥远死,禁令始解,陈起又继续刊刻《江湖前集》、《江湖后集》、《江湖续集》等书。陈起所收录的,主要是一些江湖诗人的诗,还收入了一些前辈已故诗人之作。
  江湖派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它不象“四灵”派那样专精五言,他们古体诗和近体诗都写。诗风比起宋代盛时的诸家来,气格较卑弱,但是,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宋末一些地位比较低微的士人的思想、生活和情感,写法上也放任而无拘检。江湖诗人中有成就者为戴复古。
  宋亡前后的代表诗人,有文天祥、汪元量、谢翱、林景熙、郑思肖等人。他们有的投身抗元斗争,被执不屈,壮烈牺牲;有的转徙流离,悲歌慷慨。他们从“四灵”派、江湖派多写自然景物和个人感触的狭小天地中摆脱出来,写南宋灭亡前后的情况,写他们的斗争经历或“麦秀”、“黍离”之思,被目为“诗史”。他们有的接近杜甫的沉郁悲壮,如文天祥;有的接近李贺、孟郊、贾岛的奇崛幽峭,如谢翱。各家诗往往有其独特的风格,在艺术上也有一定成就。诗歌到四灵、江湖的时代,出现了衰颓的景象,宋末诗人出而振兴,尤以沉郁悲壮的诗篇为宋代诗坛增添了最后的光彩。
  宋诗的影响 诗分唐、宋,主要是在于时代风格的差别,而后世诗歌的发展,也基本上未能越出唐、宋诗的风格范围。由于时代风气、个人好尚和艺术见解的不同,形成了尊唐派和宗宋派的长期论争。最早发难攻击苏、黄及江西派,从而开始唐宋诗之争的,是张戒。张戒认为“自汉、魏以来,诗妙于子建,成于李、杜,而坏于苏、黄”,“苏、黄习气净尽,始可以论唐人诗”(《岁寒堂诗话》卷上)。继之永嘉四灵和江湖派以晚唐为宗,力矫江西派粗硬之弊。严羽《沧浪诗话》又以盛唐为法,“说江西诗病”。这些都是南宋时尊唐抑宋的重要表现。而在金代,王若虚《滹南诗话》卷下斥黄庭坚及江西派为“剽窃之黠者”,则夹杂着南北地域的成见。降及明代,前后七子创“诗必盛唐”之说。李梦阳提出不读唐以后书,李攀龙编《古今诗删》这部历代诗歌选本,宋元两代诗竟只字不录。前后七子在当时文坛影响极大,这又引起公安派的不满。袁宏道痛斥他们的复古摹拟,反对“以不唐病宋”(《与丘长孺书》),但直到明末的陈子龙,仍持扬唐抑宋的观点。清代是宋诗受到重视、广为流传的时期,一在清初,一在同治、光绪时代。《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七十三说:“当我朝开国之初,人皆厌明代王、李之肤廓,钟、谭之纤仄,于是谈诗者竞尚宋元。”陈□《宋十五家诗选叙》亦称:“昔敝于举世皆唐,而今敝于举世皆宋。”吴之振等编选《宋诗钞》大力推广宋诗,叶燮《原诗》提出宋诗后出转精的论点,都提高了宋诗的地位和价值。其时重唐轻宋者亦不乏其人,如朱□尊、王夫之、毛奇龄以及专主晚唐的冯班、贺裳、吴乔等,但尊宋者亦旗鼓相当,如翁方纲、蒋士铨等。晚清“同光体”盛行,标志着宋诗的“中兴”。这场长期论争,除了门户、地域成见和故作偏激论者外,是有积极意义的。尊唐派往往从批评宋诗缺点和弱点出发,阐发了诗歌的艺术特性,坚持了形象性和抒情性的要求,如刘克庄提出“风人之诗”与“文人之诗”相对峙的概念;严羽强调的“意兴”也接触到诗歌的形象思维的特性。而宗宋派从诗歌发展流变的角度肯定宋诗,反对“以不唐病宋”,坚持了诗歌风格的多样性,亦颇具识见。如叶燮《原诗·内篇》以“地之生木”喻诗歌发展,自《三百篇》为根,唐诗则枝叶垂荫,宋诗则能开花,“而木之能事方毕”。自宋以后之诗,不过花开而谢,花谢而复开。蒋士铨《辩诗》说:“唐宋皆伟人,各成一代诗”,“宋人生唐后,开辟真难为。”陈衍《石遗室诗话》卷一、十四论宋诗继承唐诗但又“力破余地”、“变本加厉”,而形成独特风格。这些观点都对深入认识和研究宋诗的特点(包括优点和缺点)具有重要的作用。
  宋诗的流传 宋代的诗歌创作非常丰富。诗人迭出,大诗人一生所作,有达万首以上。据说杨万里一生作诗两万首,陆游今存的诗,也有九千多首。加上宋代印刷业发达,刻印方便,因此出现了大量的诗文集。《宋史·艺文志》所载诗人将近600家,所录还不全。但是,亡佚的也不少,即使著名的作家如晏殊、尤袤等,他们的集子也不传,只能看到清人的辑佚。《四库全书》所载宋人诗文集,只有400来种,还包括了不少辑佚本。明代成化、弘治年间,重刻过一些宋人集。今天看到的明版的宋人集,大部分是这个时期刻的。宋代诗文集散佚严重,当和明代中期排斥宋诗有关。
  宋人诗文集的被人注意,开始于明末。潘是仁编选《宋元诗四十三家集》,其中有宋诗26家。曹学□《历代诗选》506卷,其中有宋诗107卷。汲古阁也刻印了一些宋诗。到了清初,许多诗人喜学宋诗,搜集整理曾经成为一时风尚:①重刻宋人诗文集。有些宋代诗人的后裔或同乡,曾取明刊本重刻,宋人诗文集得以刊布流传。②辑佚。如《晏元献遗文》和《梁□遗稿》等。《四库全书》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宋人诗文集140余种,更属规模巨大的辑佚。③编录总集。从明末已开始,如文内提到的潘是仁《宋元诗四十三家集》等。清初陆续大规模地进行。如陈焯《宋元诗会》,所选宋诗有497家。陈□有《宋十五家诗选》。吴之振《宋诗钞》列 100家,其中未刻的有 16家。曹庭栋《宋百家诗存》亦列100家,不与上二者重复。厉鹗《宋诗纪事》是一部介于总集与诗话之间的书,它选录宋诗,兼附逸评语,收3812家,搜集甚富。清末陆心源又编《宋诗纪事补遗》,较厉鹗《宋诗纪事》增多约3000家。④藏书家收集。清初一些藏书家很注意收藏宋人诗文集,如季振宜《沧苇宋元书目》、朱氏《结一庐宋元本书目》、朱□尊《潜采堂宋元书目》、陆其清《佳趣堂书目》(其书今已大部不明去向)等。这些藏书家对于当时宋诗的收集整理,曾作出一定的贡献。 (胡念贻 王水照)
发表于 2003-10-9 00:12 | 显示全部楼层

[原创]晨歌 七律 2003-10-05

杨亿及西昆体再认识
 
  内容提要 西昆体诗虽孕育于宋初馆阁唱和之风,但不能说是贵族文学,其代表人物杨亿风骨清亮,具有独立于皇权的人格意识,在他身上显示了宋代士人典型的气质人品;西昆体与白体,不仅对立,而且相互渗透、并行发展,故它实际上是白体、义山体、唐彦谦体混合的产物,一方面重视知识积累和文化素养,符合宋代文化的内转趋势,另一方面使白诗和晚唐诗的讽谕精神在馆阁唱和这一特定创作机遇中得到了传承;本文重点论证了杨亿咏史诗的规讽之意,以及他的咏物、咏怀诗中的个人感怀,认为可称盛世哀音。 西昆体不仅仅是对晚唐诗风的简?quot;复归",它为真正的"宋调"的成立也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关键词 杨亿 西昆体 宋诗 再认识
  对宋初曾盛行于诗坛的西昆体,建国以后的各种文学史论著几乎是全加否定。新时期以来,始有论者不断提出异议 ,从思想和艺术等方面肯定了西昆体、尤其是杨亿诗的价值,十分有说服力。但是,几种较有影响的文学史及宋代文学的著作,在论及西昆体及杨亿诗时,尽管已注意拨乱反正,但仍认为:"西昆体实际上带有浓厚的贵族趣味,这和宋代社会的特点不相容",并说"西昆体有明显的娱乐倾向","所以主张变革文风的人首先要对付它" ;"足见他们的创作目的仍与宋初承袭元和体的风气相同,是为了唱拖?quot;,杨亿只有在担任地方官时所作及学习白体的诗歌(即在《西昆酬唱集》之外的作品)才是"内容充实的作品" 。几种较晚出的论著,一方面吸收了学术界的新成果,对西昆体作出了较全面的评价,但所下的结论则是:"西昆体诗的思想内容是比较贫乏的,它们与时代、社会没有密切的关系,也很少抒写诗人的真情实感","尽管西昆体的成就高于白体和晚唐体,但它们没有本质上的区别,都是晚唐五代诗风的沿袭",或云"只是它的主流并未向具有独特风貌的宋诗的形成方向迈进,反倒实现了又一派晚唐诗风的又一次复归?quot;
在笔者看来,这些论述未免失之粗廓。这里涉及到几个问题:第一,西昆体诗是贵族文学吗?第二,西昆体与白体只是一种对立的关系吗?第三,西昆诗风是否只体现了唱和消遣的娱乐倾向?本文试图在时贤研究的基础上,对杨亿及西昆体的认识和评价再作申述,以求教于方家。
               一
  为什么会提出西昆体是贵族文学呢?大概因其发生流播于馆阁的缘故。宋初五十年左右流行白体诗,皆盛行于宫闱馆阁,或为君臣之间御制奉和,或为臣僚之间酬答唱和。自真宗朝起,同样产生于馆阁词臣唱和的西昆体逐渐取而代之。从表面看,白体与西昆体都是宋初宫廷唱和之风的产物,其实未可一概而论。
  馆阁之称,本承五代,梁迁都以汴,始设昭文、集贤、史馆,谓之"三馆",宋太宗太平兴国中,合三馆赐名崇文院;端拱中,始分三馆,藏书万余卷,别为秘阁,三馆与秘阁始合为一,故谓之"馆阁"。
  馆阁文人实为宋初最早的文学群体,习作馆阁体诗文,也表现出宋人具有自觉的文学创作意识。可能有鉴于此,北宋吴处厚总结宋初诗文创作时提出,文有"朝廷馆阁之文"和"山林草野之文"的区分。其论前者云:"朝廷馆阁之文,则其气温润丰缛,乃得位于时,演纶视草者之所尚也。故本朝杨大年、宋宣献、宋莒公、胡武平所撰制诏,皆婉美淳厚,过于前世燕、许、常、杨远甚,而其为人,亦各类其文章?quot;(《青箱杂记》卷五)所列代表人物之首即为杨亿。同书还说,同是真宗时人的夏竦,曾以文章谒翰林学士盛度,盛度赞曰:"子文章有馆阁气,异日必显。"直至神宗时,任职秘阁的王安国还说:"文章格调,须是官样。"此所谓"官样",亦即馆阁气。宋初馆阁体流行,若按吴处厚的说法,宋初三体中,白体、西昆体显属馆阁之诗,晚唐体应属山林之诗。
  那么,馆阁文人作为宫廷诗苑的核心和主力,是否其人及作品一定具有贵族趣味呢?窃以为不可一概而论,须作具体分析。
  宋初白体的代表作家,主要是五代旧臣,新朝宰辅。徐铉仕南唐,任翰林学士、吏部尚书,入宋后官至右散骑常侍、左常侍;李昉历仕后晋、后汉、后周,入宋后位极人臣。李昉、苏易简酬唱之《禁林宴会集》,李昉、徐铉与其他馆阁词臣的《翰林酬唱集》,首开宋太宗时馆阁酬唱之风,同为真宗时宰辅大臣的李至、吕端,也是白体诗的倡导者,李昉、李至有《二李唱和集》传世。宫廷流行的白体诗确是代表着当时诗歌创作的贵族化倾向,这是因为,一,宋初文臣身居高位,安享尊荣,滋长了乐天安命、知足保和的思想,因官高禄厚而踌躇满志,其生平思想行事,与白乐天晚年颇为接近。白居易归休后居洛阳履道里,与年高而不事事者九人燕集,绘《九老图》,是诗坛佳话,葛立方《韵语阳秋》卷十九说:"至本朝李昉再入相,以司空致仕,慕乐天之为,得宋琪等八人,年七十余,将为九老会,未果而卒。"可见李昉等人的人生旨趣;二,宋初大臣多以文士入宰辅,本因文章诗赋成名,故声应气求,欲借相互唱和标榜清雅,自抬身价,白乐天诗风(即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所说的"次韵相酬之长篇排律"与"杯酒光景之小碎篇章")之内容体制与宋初文臣之身份及生活作风最为相宜,故趋之若鹜。《二李唱和集》李昉序云:"朝谒之暇,颇得自适,而篇章和答,仅无虚日。……昔乐天、梦得有《刘白唱和集》流布海内,为不朽之盛事。今之此诗,安知异日不为人之传写乎?quot;我们从此集中诗题,如《蓬阁多余暇》、《秘阁清虚地》、《自喜身无事》等,可见其志得意满的心态。当然,白体能流行,君王之提倡,得语之容易,也是重要原因。
  再看西昆体作家,本因《西昆酬唱集》得名,其酬唱活动在真宗景德二年(1005)至大中祥符元年(1008)的三年间,即编《历代君臣事迹》的初期。参与编书的馆阁词臣并未加入酬唱活动,加入酬唱的17人中,有多人又未参与编书,有的根本未在馆阁任职,故既是馆阁词臣、又是《西昆集》作者的,主要是杨亿、刘筠、钱惟演三人 ,这三人中,钱惟演的身份较为特殊,杨亿、刘筠近似,但其身份地位与宋初白体代表人物显然不同。两人均以科举入仕,是宋代新进学士;而同为馆阁新进的王钦若、丁谓、陈彭年等,善于趋附,人格卑下,杨亿则异于是。真宗后期,为群小包围,王钦若、丁谓、陈彭年等人,希上邀宠,杨亿侧于其间,遭到排挤,处境艰危。但他为人正直,风骨铮铮,不愿苟且自辱其身。其身份虽为文学侍从之臣,但为人立志甚高,自谓"史笔是非空自许,世情真伪复谁知" (《读史学白体》,《武夷新集》卷四)。时人或称其"性特刚劲寡合"( 欧阳修《归田录》),或赞其?quot;忠清鲠亮之士"( 苏轼《议学校贡举状》),显然杨亿并非谀君阿世之徒。
  关于杨亿的人品节操,清代著名学者全祖望有《杨文公论》一篇(《鲒埼亭集》卷二十九,四部丛刊本),盛赞杨亿风节,久被研究者所忽视,兹移录于下:

  真庙一代,名臣多矣,乃以寇莱公之雄视一时,独拳拳欲引杨文公以共事。予初谓文公乃词章之士,何以得比于莱公?及反复其遗事,而后知文公之劲节,鲜有其伦。文公当日回翔馆阁之间,最受当宁宠眷,而卒不登二府,盖其百折不回,岸然自立,故群小竭力以排之也。真宗时之群小,莫如王钦若、丁谓。文公尝与钦若同修《册府元龟》,每至馆中,未尝接席而坐;钦若去朝,百官皆以诗送,文公独无有;钦若请之真庙,传宣索诗,而文公竟不作。谓亦遣人求婚,拒之甚峻,可谓浩然之气,直养而无害者已。故其大者,如当草明肃后诏,而力辞之曰"如此富贵不愿也";其小者,如草制偶遭"粪壤"之诮,而即辞官。
  盖宋初词臣,前之如王学士元之(禹偁),同时如刘学士子仪(筠),皆以风节自见,而文公尤为铮铮。乃若澶渊之役,百寮震慑,而莱公独与文公饮博自如,其所养有素矣。
  朱子乃讥其溺于释氏,故当莱公被祸之时,宣召文公至省,便液污地,以为未尝闻道之戒,是何其言之过欤!文公之佞佛,特其学术之疵,而不害其风节;至于便液污地之说,此当日小人谤之。"五鬼"之恶,不过贝锦,株连之祸,不过渡海,其视澶渊危急为何如也?且以文公之倔强,其可以得罪者多矣,前此之风节何如,谓其垂老而丧之,百炼之钢,忽成绕指,无是理也。东坡谓:"人之所恃者气,正气所恃,非威武所能屈。故因太白之不礼高力士,而知其必见胁于永王,且信其为王佐之才。"可谓善论人者,吾于文公亦云。
  此文中所述杨亿失宠诸事,史书皆有记载:
  "草制偶遭'粪壤'之诮",指大中祥符六年六月,杨亿草答契丹书,有"邻壤交欢"语,真宗阅后,在文稿上注"朽壤"、"鼠壤"、"粪壤"等字嘲笑之,杨亿即以不称职求罢,真宗谓辅臣曰:"杨亿真有气性,不通商量。"(《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十《真宗·大中祥符六年》,并见范镇《东斋纪事》、欧阳修《归田录》)"草明肃太后诏",指议册刘皇后,真宗欲由杨亿草制,使丁谓传旨,杨亿不愿,丁谓云:"大年勉为此,不忧不富贵。"杨亿答曰:"如此富贵,亦非所愿也。"真宗无奈,乃命其他学士草之。(同上,⒓灼街佟短冈贰罚?quot;钦若去官"拒送诗事,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七据江休复《杂志》,记杨亿与王钦若有隙:"亿在馆中,钦若或继至,必避出,他所亦然。及钦若出知杭州,举朝皆有诗,独亿不作。钦若辞日具奏,诏谕亿令作诗,竟迁延不送?quot;此事孔平仲《谈苑》亦载。又《东山谈苑》云:"杨亿在翰苑日,有新幸近臣,欲扳入其党。因间语亿曰:'君子知微知章,知柔知刚。'亿正色厉声答曰:'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义。'"
又如对待真宗封禅,杨亿虽曾参与详定封禅仪注,其态度与诸大臣显然不同。王钦若、丁谓等佞臣在东封西祀事件中纷纷撰作颂、记,什么《大中祥符封禅记》、《社首坛颂》、《太山铭赞》、《封祀坛颂》等,因吹捧而得封赏,甚至连颇有识见的王旦都未能免;身为文臣的杨亿,却始终持保留态度,也未留下颂赞文字。如此坚持自己的"气性",遇事"不通商量",必然要引起真宗的疑忌和不满。
  如欧阳修《归田录》卷一载:"杨文公亿以文章擅天下,然性特刚劲寡合。有恶之者,以事谮之。大年在学士院,忽夜召见以一小阁,深在禁中,既见赐茶,从容顾问,久之,出文藁数箧,以示大年云:'卿识朕书迹乎?皆朕自起草,未尝命臣下代作也。'大年惶恐不知所对,顿首再拜而出。乃知必为人所谮矣。"释文莹《湘山野录》卷上亦云:"真宗西祀回,召臣僚赴后苑,宣示御制《太清楼聚书记》、《朝拜诸陵因幸西京记》、《西京内东门弹丸壁记》,皆新制也,笑谓近臣曰:'虽不至精优,却尽是朕亲撰,不假手于人。'语盖旨在杨大年也。"
  杨亿所作《受诏修书述怀三十韵》诗冠于《西昆酬唱集》之首,其所述情怀,并无优游岁月、富贵得意之态,相反,"危心惟觳觫,直道忍蘧蒢"云云,适可见其临深履薄、动辄得咎的危机心理。所以可以说,与宋初馆阁宰辅大臣徐铉、李昉、李至、吕端等五代旧臣和宋朝宰辅相比,与真宗朝王钦若、丁谓、陈彭年等抛弃原则依附皇权的馆阁词臣相比,杨亿作为西昆体最有代表性的作家,具有自觉的独立于皇权的人格意识,在他身上体现出有宋一代士人典型的气质人品,就像王水照先生所说的,"在政治上崇尚气节,高扬人格力量" 。我的看法是,馆阁作为宋初诗坛的中心,其核心成员从太宗朝到真宗朝,完成了由五代旧臣向北宋新进学士的转化;这正是宋代诗歌逐渐摆脱贵族趣味的过程。
                  二
  至于西昆体与白体的关系,历来论者较多看到它们相互对立的一面。即使近年来提出重评西昆体的学者,也较强调西昆体"是对这种鄙俚、浅近的唱和诗风(指白体)的有意的反动","杨亿等人是以变革诗风为己任的" 。其实,诗风演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动态过程,一种新诗风的产生,不仅意味着对旧诗风的颠覆和否定,而且也是对旧诗风某些因素加以继承、吸收的结果,是旧因素在新条件下的转化和改造。王水照先生说:"宋初诗歌三体,即白体、晚唐体、西昆体,固然是对唐人的心摹手追,仿佛步武,即使是从梅尧臣、苏舜钦、欧阳修'新变派'开始的'宋调'创造者们,在创新欲望的支配下,仍表现出对前代诗歌传统的崇奉" ,精辟地揭示了宋代诗风演变中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其实,宋诗的生命在不断求新求变,不仅宋诗与唐诗之间的关系是这样,对西昆体与白体的关系,也应作如是观。可以这样说,西昆体正是在白体的基础上演化产生的,两者互相渗透,相斥相融,并行发展了一个时期,最终催化了宋诗的独立。
  杨亿作诗,初从白体入。杨亿在真宗初咸平年间(998-1003)所作诗即为白体。与之酬唱的李宗谔、张咏、晁迥、李维、张秉、丁谓等入皆由学白体入,李宗谔就是宋初白体诗唱和领袖李昉之子。与杨亿相知的时相王旦即认为:"如刘筠、宋绶、晏殊辈相继属文,有贞元、元和风格者,自亿始也。"(《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十五《真宗·大中祥符八年》)
这里所谓"贞元、元和风格",应是指中唐元稹、刘禹锡、白居易的诗文。尤须强调的是,在咸平之前数年的太宗淳化二年至三年(991-992),王禹偁贬官商州期间,所作的白体诗已以讽谕为主,主盟一时,影响极大,其后,咸平元年(998)杨亿知处州,至三年(1000)召还拜左司谏,外任仅短短的两年间,今所传诗作,如《民牛多疫死》、《狱多重囚》、《闻北师克捷喜而成咏》等,多为干预时政关心民瘼的作品,一改宫廷唱和诗风,其诗歌内容及风格取向,正与王禹偁商州诗"多涉规讽"相一致。这些诗作表明,像杨亿这样的馆阁文人,只要具备适当的生活基础,学白体完全可能由吟闲适之意向重讽谕的传统转化。
  同时须知,在朝廷上下迭相唱和、杨亿亦浸淫白体的时候,他已经开始学习李商隐诗了。据其自述是在太宗后期:"至道中,偶得玉溪生诗百余篇,意甚爱之,而未得其深趣。咸平、景德间,因演纶之暇,遍寻前代名公诗集……由是孜孜求访,凡得五、七言长短韵歌行杂言共五百八十二首。"(江少虞编《宋朝事实类苑》"玉溪生"条引《杨文公谈苑》)
这段自述说明,就在杨亿大量写作白体诗时,在仁宗至道年间(995-997)他已接触到李商隐诗,并甚爱之。真宗咸平四年(1001)杨亿初知制诰后,与余恕同主持考试,"因出义山诗共读,酷爱一绝云:'珠箱轻明拂玉墀,披香新殿斗腰支。不须看尽鱼龙戏,终遣君王怒偃师。'击节称叹曰:'古人措辞寓意,如此深妙,令人感慨不已。"(《诗话总龟》后集卷五引《杨文公谈苑》)景德二年(1005)修《历代君臣事迹》,杨亿受命为实际主持人,适为他以"史笔"自任、以古喻今创造了最佳的条件,白居易诗的讽谕精神在馆阁唱和这一特定创作机遇中得到了传承,不过与王禹偁不同之处在于,他的创作趋向已从现实转向历史,从地方转向馆阁,这就是时人所说的"杨亿在两禁,变文章之体" (田况《儒林公议》),一部《西昆酬唱集》中的杨亿诗,正式显示了他由白体入,并与学习李商隐诗最终合一的实绩。西昆体实际上是白体、义山体(包括唐彦谦体,见后)混合的产物。
  尽管白体诗风并未因西昆体的出现而被"截断",在宫廷诗苑,一直绵延到仁宗朝仍未消歇;然而在杨亿笔下,诗歌的题材已由外任时期仿白体讽谕诗的关心现实、体察民瘼,变为馆阁吟唱中多涉规讽的咏史述怀、借物言情;其形式也不再取白体的浅俗、闲雅,变为义山的感慨深沉、华美精致了。
  当然,西昆之流行,不仅缘于杨、刘诸人的个人喜好,又与宋初科举尚蹈袭唐代旧制有关。太宗、真宗朝,朝廷省试仍为诗赋、帖经、对策三场,而实以首场诗赋定其取舍,于是律诗、辞赋、骈文风靡一时。杨、刘以学李商隐相标榜,适当其会,其"风采耸动天下",诚非偶然。欧阳修曾追忆说:"是时天下学者杨、刘之作,号为时文,能者取科第,擅名声,以夸荣当世,未尝有道韩(愈)文者。余亦方举进士,以礼部诗赋为事。"(《记旧本韩文后》)除科举原因外,就创作心态言,西昆诗人的身份较宋初白体代表人物更文人化,更合于宋代文化的内转趋势。这突出体现在重视知识积累和文化素养, "凡昆体,必于一物之上,入故事、人名、年代,及金玉、锦绣等以实之"( 《瀛奎律髓》卷十八),"非才高学博未易到此"(同上卷三)。以杨亿而言,"亿天性颖悟,自幼及终,不离翰墨。文格雄健,才思敏捷,略不凝滞对客谈笑,挥翰不辍。精密有规裁,善细字,起草一幅数千言,不加点窜,当时学者,翕然宗之。而博闻强记,尤长于典章制度,时多取正。"(《宋史·杨亿传》)杨亿自己也曾谈及在学养方面的有意追求:"精励为学,抗心希古,期漱先民之芳润,思觌作者之壶奥。"(《武夷新集序》)而既有内秀、又有外美的李商隐诗,适以学养为本,杨亿评玉溪生诗"富于才调,兼极雅丽,包蕴密致,演绎平畅,味无穷而炙愈出,钻弥坚而酌不竭"(《宋朝事实类苑》引《杨文公谈苑》),洵为知言。
故尽管真宗尚白体之平淡,不取西昆之典雅,下诏戒文章浮华,并在一些酬唱场合有意冷落杨亿,但西昆体仍能大行天下,后进者驰逐不已。于是,"国家祥符中,民风豫而泰,操笔之士率以藻丽为胜"(《宋朝事实类苑》引《杨文公谈苑》);连欧阳修也盛赞西昆?quot;雄文博学,笔力有余,故无施而不可"(《六一诗话》),王安石晚年也不免喜之。

                     三
  至于说"西昆体有明显的娱乐倾向",只是为唱和消遣而作,事实究竟如何呢?已有学者论证了《西昆酬唱集》中杨、刘等人诗的讽谕之意。如上所述,杨亿诗存讽谕,是对白体诗后期作家王禹偁重讽谕精神的继承;同时,也是他传承了晚唐诗积极因素的结果。杨亿自述学李商隐诗过程,咸平初预修《太宗实录》时,钱若水称道义山《贾生》诗"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二句,以为其措意后人难以企及,而杨亿因此爱义山诗弥笃,正是重视该诗的讽谕之意。对义山《宫妓》一诗,杨亿认?quot;古人措辞寓意,如此之深妙,令人感慨不已"。杨亿还谈到晚唐诗人唐彦谦綦慕玉溪诗,能"得其清峭感怆"。唐彦谦,字茂业,号鹿门先生,《旧唐书》本传称其"博学多艺,文词壮丽",诗风与温、李为近,其绝句用事隐僻,明杨慎认为讽谕悠远似李义山(《升庵诗话》),则唐氏引起杨亿的注意,正在于其诗内容情感之"感怆",即重在表达士人对现实社会政治和人生的内在感受。
  今检《西昆酬唱集》中杨亿诗作,在借古讽今的咏史诗中,最值得重视的是反映杨亿对待真宗封禅态度的作品,甚有现实政治意义。真宗好大喜功,伪造天书,东封泰山,西祀汾阴,劳民伤财,终导致北宋王朝危机日深,这实是宋朝初期一起重大的政治事件,朝臣的忠正奸邪,庶可据此划界。集中所收杨亿《明皇》《汉武》诗,写在景德三年(1006),虽在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东封泰山的前两年,但这其实是一种基于政治预见的警告。《汉武》诗云:
  蓬莱银阙浪漫漫,弱水回风欲到难。光照竹宫劳夜拜,露溥金掌费朝餐。
  力通青海求龙种,死讳文成食马肝。待诏先生齿编贝,那教索米向长安。
  方回《瀛奎律髓》评曰:"此诗有说讥武帝求仙,徒劳心力,用兵不胜其骄,而于人才之地不加意也。"今人郑再时更为详释云:"此诗盖刺真宗封禅而作也。……封泰山,穷土木,贬寇准,进钦若、丁谓等用事,此诗当作于是时。起联言神仙之事飘渺虚无,如回风引船,自古无至之者,奈何后人求之不已。次联一'劳'字、一'费'字,讽刺之意自见。三联言清净无欲者求仙尚不可得,况如武帝之多欲自欺者。结联言小人用事,而己之忠贞反遭摈斥,盖以曼倩(东方朔)自喻也。"(《西昆酬唱集笺注》)此诗颇似李商隐的咏史诸作,如义山《汉宫词》:"青雀西飞竟未回,君王长在集灵台。侍臣最有相如渴,不赐金茎露一杯。"罗大经《鹤林玉露》以为"讥武帝求仙也。言青雀杳然不回,神仙无可致之理必矣。"意在借汉武帝讥刺唐武宗,同此题旨的作品,尚有《茂陵》、《瑶池》等篇。谓杨亿有意学义山咏史诸作,"便欲真逼义山"(纪昀《律髓刊误评》)固无不可,但此诗其实有尖锐的现实针对性。杨亿反对封禅,尚可以他人诗旁证之。杨亿有《属疾》一诗,《西昆酬唱集》中载崔遵度和诗云:
  李白羹初美,相如渴渐瘳。八砖非性懒,三昧减心忧。
  笔苑多批凤,词锋胜解牛。旧山疑鹤怨,畏日想云愁。
  广内劳挥翰,通中羡枕流。使星方屡降,客辖未容投。
  好奏倪宽议,何须庄舄讴。朝衣薰歇不,侍史待仙洲。
  诗中"李白羹美"、"使星屡降"谓真宗于大年恩眷尚隆,"畏日"句似针对王钦若,时任枢密使同平章事,故云。"倪宽议",见《汉书·儿(倪)宽传》:"及议欲方古巡狩封禅之事,诸儒对者五十余人,未能有所定。先是,司马相如病死,有遗书颂功德,言符瑞,足以封泰山,上(汉武帝)奇其书,以问宽。宽对曰:'宗祀天地,荐礼百神,精神所向,徵兆必报。……'上然之。"后武帝拜儿宽为御史大夫,从东封泰山。崔遵度于景德初直史馆,大中祥符元年真宗东封,进博士,祀汾阴,诗中用儿宽事,是劝告杨亿附封祀之议。而据司马光《涑水纪闻》卷六,真宗将西祀,龙图阁待制孙奭上疏切谏,以为西祀有十不可,并说真?quot;不过欲效秦皇、汉武,刻石诵德,夸耀后世耳",足证当时有识之士皆以秦皇、汉武拟真宗,则杨亿《汉武》一诗所刺之意甚明。还须特别提出的,是当时引起了一场公案的《宣曲》诗。兹录杨亿所作一首:
  宣曲更衣宠,高堂荐枕荣。十洲银阙峻,三阁玉梯横。鸾扇裁纨制,羊车插竹迎。
  南楼看马舞,北埭听鸡鸣。彩缕知延寿,灵符为辟兵。粟眉长占额,虿发俯侵缨。
  莲的沉寒水,芝房照画楹。麝脐薰翠被,鹿爪试银筝。秦凤来何晚,燕兰梦未成。
  丝囊晨露湿,椒壁夜寒轻。绮段余霞散,瑶林密雪晴。流风秘舞罢,初日靓妆明。
  雷响金车度,梅残玉管清。银镮添旧恨,琼树怯新声。洛媛迷芝馆,星妃滞斗城。
  七丝絙绿绮,六箸斗明琼。惯听端门漏,愁闻上苑莺。虚廊偏响屧,近署镇严更。
  剉櫱心长苦,投签梦亦惊。云波谁托意,璧月久含情。海阔桃难熟,天高桂渐生。
  销魂璧台路,千古乐池平。
  此诗咏汉武帝宫中事,前半篇不过铺排宫殿华丽,宠姬娇态;自"虚廊偏响屧"以下,用吴王夫差、陈后主等君主荒淫误国史事,方隐含讽意。但关于此诗所刺何事,历来有二说。北宋人江休复以为是因真宗宠幸散乐伶丁香而作,其《嘉祐杂志》云:"上在南衙,尝召散乐伶丁香,昼承恩幸。杨、刘在禁林,作《宣曲》诗,王钦若密奏,以为寓讽,遂著令诫僻文字。"此书成于仁宗嘉祐时,于真宗时较近,或有所据。陆游则以为是刺刘、杨二妃获盛宠:"祥符中,尝下诏禁文体浮艳,议者谓是时馆中作《宣曲》诗。……其诗盛传都下,而刘、杨方幸,或谓颇指宫掖。又二妃皆蜀人,诗中有'取酒临邛远'之句(按见刘筠《宣曲》诗),赖天子爱才士,皆置而不问,独下诏讽切而已,不然,亦殆哉。"(《跋西昆酬唱集》)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一,大中祥符二年(1009)正月,真宗以美人刘氏为修仪,才人杨氏为婕妤,也正是馆臣作《宣曲》诗之时。
  不管何说符合史实,但此诗由佞人告发,并引起真宗注意是肯定的。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一?quot;大中祥符二年春正月己巳,御史中丞王嗣宗言:'翰林学士杨亿、知制诰钱惟演、秘阁校理刘筠唱和《宣曲》诗,述前代掖庭事,事涉浮靡。'上曰:'词臣,学者宗师也。安可不戒其流宕?'乃下诏风励学者,自今有属词浮靡,不遵典式者,当加严谴。"
除上述诸作外,《西昆酬唱集》中的其他作品,咏史之什如《始皇》云:"万里长城穿地脉,八方驰道听车音。儒坑未冷骊山火,三月青烟绕翠岑。"《南朝》云:"步试金莲波溅袜,歌翻玉树涕沾衣。龙盘王气终三百,犹得澄澜对敞扉。"咏物之什如《禁中庭树》云:"岁寒徒自许,蜀柳笑孤贞。"《鹤》云:"瑞世鸾皇徒自许,绕枝乌鹊未成栖。"咏怀之什如《偶怀》云:"燕重衔泥远,鸿惊避弋高。平生林壑志,误佩吕虔刀。"《因人话建溪旧居》云:"终年已结南枝恋,更羡高鸿避弋飞。"参照真宗一朝史实及杨亿生平行事,这样的吟唱真可谓是盛世哀音,可以判断含有一定寓意。
  当然,杨亿诗为文造情、炫耀腹笥之作不少,即使有所寓意,也不过是"微婉而讽",属"劝百讽一"的产物。时人学西昆,仅剩皮毛,以剿袭语句、堆叠故实为能,便落下乘。欧阳修即已指出:"西昆集出,时人争效之,诗体一变,而先生老辈患其多用故事,至于语僻难晓,殊不知自是学者之弊。"(《六一诗话》)王安石亦说:"杨、刘以其文词染当世,学者迷其端原,靡靡然穷日力以摹之,粉墨青紫,颠错丛庞,无文章黼黻之序,其属情藉事,不可考据也。"(《张刑部诗序》)
  近来有论者在论述宋文时正确地指出,杨亿所作西昆体文,与一般丽辞藻饰的骈体文有所不同,它是以把经史成语编织入偶对之中为其基本特征的,其中包含着"载道"的因素,因此宋人已经把杨亿与王禹偁、欧阳修、苏轼等古文家并提 ;同样,西昆体诗固以用事深密、"雕章丽句"为特征,杨亿评义山诗也属意于其"包蕴密致","味无穷而炙愈出,钻弥坚而酌不竭",所以他的诗有政治寓讽,显独立人格,在宋诗的历史演进中自有其重要的地位。正缘于此,有宋一代革新文风的宗主欧阳修,对西昆体作出了肯定的评价:"先朝杨、刘风采,耸动天下,至今使人倾想。"(刘克庄《后村诗话》前集卷二引)倾慕之情,溢于言表。全祖望认为:"一洗西昆之习者欧公,而欧公未尝不推服杨、刘,犹之草堂(杜甫)之推服王(勃)、骆(宾王),始之前辈之虚心也。"故他称西昆体是"宋诗之始"(《宋诗纪事序》)。晚清论诗者陈仅更有一说:"唐有四子而后有陈(子昂)、张(九龄),宋有西昆而后有欧、梅,世人不敢议四子而独议西昆,过矣?quot;(《竹林答问》)是否可以说,没有西昆体,就不会有仁宗时期的诗文革新运动骼ヌ逦嬲?quot;宋调"的成立也作出了一定的贡献,而不仅仅是对晚唐诗风的简单"复归"?对此,笔者认为尚可再作深入的探讨。
  注释:
  参见杨牧之《〈西昆酬唱集〉刍议》,《读书》1982年第4期;肖瑞峰《重评〈西昆酬唱集〉中的杨亿诗》,《文学遗产》1984年第1期;吴小如《"西昆体"评议》,《文学评论》1990年第5期。
  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中册第319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程千帆、吴新雷《两宋文学史》第17页、第1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三卷第29、30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许总《宋诗史》第80页,重庆出版社1997年版。
  参见《宋会要辑稿》职官十八、吴处厚《青箱杂记》卷三、叶梦得《石林燕语》卷二。
  参见曾枣庄《论〈西昆酬唱集〉的作家群》,《文学遗产》1993年第6期。
  王水照主编《宋代文学通论》第13页,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参见肖瑞峰《重评〈西昆酬唱集〉中的杨亿诗》。
  《宋代文学通论》第28页。
  参见朱刚《唐宋四大家的道论与文学》第201、202页,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

  方智范《杨亿及西昆体再认识》英文摘要:
  Reappraise Yang Yi and Xi Kun Ti
  Abstract: Although Xi Kun Ti comes from the responsory in Guan-Ge in early Song Dynasty, it isn't a kind of aristocratic style. Yang Yi is the represent of the poets who wrote the Xi Kun Ti. He has sterling integrity and a character which is independent of imperial power. The character is representative in the intellectuals in Song Dynasty. Xi Kun Ti not only is the opposite to Bai Ti , but they influence each other and develop collaterally. So Xi Kun Ti is the mixture of Bai Ti ,Yi Shan Ti and Tang Yan-qian Ti. On the one hand, it pays attention to the accumulation of knowledge and culture accomplishment , which is in accord with the trend of cultural develop-ment in Song .On the other hand, in the responsory in Guan-Ge , Xi Kun Ti inherits the allegorical spirit of the poems written by Bai Ju-yi and the poems in late Tang Dynasty. This thesis researches into the allegorical spirit in Yang Yi's poems on history , and his own feelings in the poems of something or of his heart. All his poems are regarded as the sorrowful songs in the flourishing age. So Xi Kun Ti is not only the simple regression of the style of late Tang poems, but it do benefit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tyle of poems in Song Dynasty.
  Keywords: Yang Yi ; Xi Kun Ti ; the poems in Song Dynasty ; reappraise
 楼主| 发表于 2003-10-20 03:13 | 显示全部楼层

[原创]晨歌 七律 2003-10-05

谢谢了,科就是诗的史话了。佩服。
发表于 2003-10-20 03:19 | 显示全部楼层

[原创]晨歌 七律 2003-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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