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寻访当年抗战老兵（全国更新）

黑子

以下文章是我在网络上搜索到的
是一些同样的新闻记者最近的采访

黑子

中条山抗战勇士李子含
            张君祥历时16年搜集中条山抗战资料。
            　　特别提示
            　　66年前，一支由3万多名陕西“冷娃”组成的军队夜渡黄河，挺进到黄河北岸的中条山，在那里与日寇展开了长达三年的鏖战，有2万多关中子弟牺牲于中条山下，黄河岸边，他们用血肉之躯筑起一道保卫家乡的不屈防线。史学界和民间也早有定论：关中没有落入日寇之手，皆有赖于陕军将士立马中条、拒敌于黄河彼岸之功。
            　　为了让更多的陕西人了解并牢记这段血与火的历史，记者和英烈们的后辈一起，四处寻访，试图留下正在远去的历史记忆……
            　　一
            　　“战斗刚一打响，一片炮弹就落在他的头上。我甚至都没来得及问他是哪个队伍的，叫什么名字，只知道他是陕西口音”。每次说到他们连队140人战斗到最后只剩下12人，86岁的陈作斌老人总要号啕大哭一场。
            　　66年前参加过抗击日寇侵略的中条山保卫战的陕西勇士之一，86岁的陈作斌老人，目前就平静地生活在家乡———西安市雁塔区甘家寨。不同的是，曾经的乡村已经变成高楼林立的开发区，身为企业家的儿子在老家的土地上购买了一幢高档别墅供老人颐享天年，但眼前和平美满的一切却时常勾起老人心底对于动荡岁月的伤心回忆。
            　　“中国抗战8年，我打了7年日本鬼子。”陈作斌老人曾担任过孔从洲的警卫员。在中条山保卫战中，他先后参加过血战永济、“六六战役”等最为惨烈悲壮的大战役！出生入死、几经历险，因英勇善战升任排长、连长。
            　　“那时候都号召知识分子起来抗日，我自认上过几年私塾，血气方刚，便报名参加了东北90路军，在那里呆了几个月后就感觉他们看不起我们这些自愿抗日的人，便联合了几名抗日积极分子，一路赶到了朝邑（大荔），参加了陕西警备第二旅。1938年的春天，就随部队开赴到中条山参加抗战。”半个多世纪过去了，那段峥嵘岁月留在老人记忆里的更多是一些令人感伤的片段。
            　　“当时我们一个营除了几个青海兵外都是陕西人。在血战永济中，我带着全班的战士在战壕里隐蔽，看到一个兵娃子在战场上乱跑，我叫住他一问，原来是和部队打散了的流浪兵，我告诉他这样在战场上乱跑太危险，让他先加入我们的战斗，结束后再送他归队。接着他就在离我五六米远的地方隐蔽下来。但没想到，战斗刚一打响，一片炮弹就落在他的头上。我甚至都没来得及问他是哪个队伍的，叫什么名字，只听他是陕西口音，也不知道他的家在哪里。”
            　　“还有一次在河南温县守卫安落寨，部队得到情报说敌人有500人，可接火后却发现敌人有5千多人，而我们的人不足700。营部命令我们排死守东北角，和敌人激战了一天一夜，最后我们一个排50人只剩下了我一个！那些死难的弟兄们真可怜呀！”回忆起那惨烈的一幕，老人禁不住失声痛哭。
            　　据家人说，每次提起中条山，老人总是念叨几个伤亡惨重的战斗场景，“每次说到他们连队140人战斗到最后只剩下12人，他总免不了要号啕大哭一场”。对于战争的幸存者而言，那些战死沙场、回不了故乡的兄弟，是他们有生之年难以释怀的伤痛。
            　　有资料显示：在历时三年的中条山保卫战中，共有2.1万人牺牲在中条山下、黄河岸边，他们大多都是陕西籍士兵，隶属于西北名将孙蔚如率领的第四集团军，可以说，是2万多名关中子弟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在黄河岸边筑起了一道保卫家乡的钢铁防线！
            　　二
            　　1938年7月，三万多名陕西“冷娃”组成的队伍夜渡黄河，开进了黄河北边的中条山。“我认识的和我一起在中条山打仗的人，基本都牺牲了！”85岁的李子含老人伤感地回忆说。
            　　时光回到1937年7月7日，侵华日军在悍然发动“卢沟桥事变”后，以闪电般的速度攻城掠地，至1938年3月，日军牛岛、川岸师团兵临风凌渡。如果日军占据作为晋、秦、豫三省重要渡口的风凌渡，就意味着：倘举兵渡河，不消半个时辰，屏护大西北的天险潼关便赤裸裸地亮出门户，而横贯东西部的交通大动脉陇海铁路也将被拦腰截断……而这也正是日军的目标所在：他们要掐断陇海线，使我首尾不能相顾；他们要越过黄河，拿下潼关，从陕西打开一条通道，向西直取甘、青、新，向南奔袭云、贵、川……
            　　一时间，大西北形势危如累卵！
            　　1938年7月，一支由三万多名陕西“冷娃”组成的队伍夜渡黄河，开进了黄河北岸的中条山。
            　　中条山位于晋南的黄河北岸，是一条东西走向的山脉，长约100多公里，距离黄河最远的距离也不过25公里，山之南、河之北是一条狭长的三角地带，有芮城、平陆两县；山之西端，左衔风陵渡，右举蒲州城，山之北面，即为日军重兵集结的运城。可以说，它是天工用鬼斧神功为黄河砌出的一道天然防线。抗战初期，中国最高军事当局称这里为中国的“马奇诺防线”。凶焰万丈的日寇志在必得，不断增兵，战事愈演愈烈，黄河天堑随时都有被敌突破的危险！中条山下，一场历时近三年，惨烈异常的拉锯战开始了。
            　　记者寻访到的另一位仍健在的中条山勇士是宁必成。
            　　宁必成，西乡人，他13岁就当上了杨虎城的兵。提起当初弃笔从戎，这位身经百战的将军没有多少豪言壮语，只说：“敌人打到家门口了，就自然成了兵。”
            　　在永济战役中，已经是排长的宁必成随团副杨法震受命绕道敌人背后牵制敌人，在一场阻击战中，子弹穿透了他的肩胛骨，而与他并肩作战的杨法震却永远倒在了阵地上。一年以后，宁必成在中条山入党时才知道，杨法震也是共产党员。
            　　宁老告诉记者：“陕军之所以被称为‘铁军’，是部队的进步力量很强大。第四集团军中有四个旅长、十个团长都是共产党员。”宁老在中条山先后负过三次伤，有一次，子弹打透了前腰后背，肠子上被穿了几个洞，四十余天无法进食，靠打食盐水挨了过来，但一条腿却留下了终生的残疾。后来组织上调他到延安学习，但他一生都没有离开部队，直到1987年从西安政治学院副政委的岗位上离休。已经86岁的宁老身体依然健朗，记者采访他时，得知他正策划出资邀请参加过“西安事变”的老友聚会。
            　　当记者在西北一路一家属院内拜访另一位中条山勇士———85岁的李子含老人时，他正巧也和老伴在筹划参加纪念“西安事变”的活动。68前的12月12日，只有17岁的李子含亲身参加了“西安事变”，回忆起那个夜晚，这位老革命对记者说：“那一晚上接受的教育，使我革命到底，至今难忘。”
            　　李子含，陕西扶风人，12岁时因家破人亡四处流浪，在彬县一带靠乞讨为生。一天在西牛沟，他看到街边坐着几个当兵的，走投无路的他就上前问：“我是个要饭的，你们部队要不要碎娃？”
            　　那三个兵商量说：“这碎娃还挺灵性的，要不给营长说一下，把他留上。”接着就把他带到了炮兵团第三营的驻地，后来他才知道，三个老兵提到的营长就是冯迩革。
            　　李子含被编入“观通排”，这个从事通讯联络的排里，士兵都是十几岁的小孩。李子含明知道这是国民党的部队，就一直把家里的情况埋藏在心里。但很快，他就发现这支队伍的思想很进步，尤其是军官强调爱护老百姓，使得他的思想受到很大的感染。从1934年开始，部队还送他去上学，让原本是文盲的他捧上了课本，直到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
            　　“那一段时间，只觉得部队上很忙，后来才知道蒋介石要来西北了。到了12月12日晚上，我回到营部，看到每个连依次在营房前列队，接受动员，称：蒋介石来，一切要按作战准备！我一听，连忙找到副营长于子谦，要求参加，他同意后，让我加入第一连的行列。”老人深情地说：“那一晚，是我新生命的起点，从此以后，我没离开军队、没离开战场、没离开枪、没离开党。”
            　　李子含于1938年1月随部队开上了中条山，当时，日本人已经打到了临池一带，直逼黄河西岸，38军一路急行军从三原赶到朝邑，连夜构筑工事。军长赵寿山一边指挥部队迎面作战，一面派队伍深入后方扰乱。直到4月，迫使日本鬼子撤出运城。
            　　有史料显示，日军为了在茅津渡聚歼38军，发动了“六六战役”，而李子含老人的回忆也见证了此场战役的惨烈。
            　　“敌人大炮射程20公里，而我们手里几乎没有什么重武器，96军伤亡最惨，死了上万人。为了掩护司令部突围，我们三营在东坪头布置了三道防线，但不到下午5点，前面两道防线就已经被突破，我们班十几个人组成的第三道防线就在大路边的洼地里设伏，加上散兵不过30人，只有一架轻机枪，眼睁睁看着日本兵端着枪、扛着旗，齐刷刷地高呼口号逼过来，我们没敢轻举妄动，直到相距不过200米时，营副陈日新才下令开枪。日军没有料到前面还会有埋伏，以密集队形前进，被我们一管轻机枪扫得抬不起头。直到天黑了，不善夜战的日本兵才不敢动了”。
            　　因指挥部在他们掩护下已经顺利突围，陈日新带领30名官兵向茅津渡方向转移，但途中要经过的盘南村已经被日军占据，要前进只能贴着村外黄河边上的土崖爬过去。
            　　“我们拉着手，摸黑顺着齐腰深的河水往前走，但河道深浅不一，风浪又大，加之走到中间，似乎有所觉察的日军又从上边扔下来几捆集束手榴弹，队伍很快就被冲散了。过了日军的封锁线后，我们才停下来等，等到天亮，却只等来18个人，其他的人都牺牲了！”李子含老人伤感地回忆着：“我认识的和我一起在中条山打仗的人，据我所知基本都牺牲了！”
            　　“六六战役”整个扭转了中条山的战局。1940年10月，第四集团军被调离中条山，到中原战场参战。半年后，“晋南会战”失败，中条山失守。但此时的日军已经是强弩之末，已无力扩张过黄河。第四集团军在日军凶焰正盛时力挫敌锋，保卫了大西北的国土和民众免遭日寇践踏蹂躏！
            　　三
            　　一位普通的陕西农民执著地试图揭开那段沉默的历史：关中不曾落入日寇之手，皆有赖于3万陕军将士立马中条、拒敌于黄河彼岸的浴血奋战。
            　　对此，虽然史学界和民间早已有定论，但这段发生在身边的艰苦卓绝的抗日史，却似乎一直被陕西民众所遗忘。
            　　记者在采访前，问过身边不少陕西人：“日本人当初为什么没能过黄河？”有人不得而知，有人回答：“因为有黄河天堑阻隔！”
            　　包括亲历者的家人，对那场战争似乎也无从了解。陈作斌老人的儿媳对记者说：“只知道老人当年曾参加过抗日战争，但老人把这段历史埋在心底，一直沉默着。”
            　　沉默的又何止是陈作斌一人！解放后，这段历史一直鲜有人提及。
            　　但一位普通的陕西农民却执著地试图揭开那段沉默的历史。
            　　他叫张君祥，今年67岁，西安市灞桥区人。从1986年起，他就开始搜集中条山抗战资料。作为孙蔚如的同乡，他的家族中也有多人曾参加过中条山保卫战，还有一位叔父就长眠在中条山，正是这种近在咫尺的亲缘注定了他与中条山的渊源。
            　　在西安的文化界，张君祥被称为“杂家”，他搞过宣传、种过庄稼、收集石头，还做过书画店老板，但他最热衷的仍是提笔弄文。上个世纪80年代，他写出的几部小戏剧被搬上舞台，反响也不错，这使他萌生了创作关于中条山抗战题材剧本的念头。
            　　为了搜寻资料，他查阅了大量的历史档案，甚至在档案馆复印了中条山阵亡烈士的名单，但由于历来关于中条山抗战的历史记载少之又少，实在无法想像那些姓名背后的面孔和灵魂。
            　　为了搜寻更生动的素材，他和好友荀通海一道自费赴晋到中条山一带采风。
            　　走之前，他们拜访了豁口村的同乡前辈孙修，老人是孙蔚如的家族中人，当年是46旅的电译员。老人在解放后命运多舛，听说他们要为中条山阵亡的烈士立传很高兴，给他们讲述了很多鲜为人知的战场见闻，听说他们要去中条山，80岁的老人还高兴地表示有机会要为他们带路。
            　　揣着借来的几千块钱和一架傻瓜相机，两个人踏上追寻散落在历史烟尘中的陕军抗日历史的路程。第一站到达芮城东延村（当年孙蔚如司令部驻地），见到了近80岁的李志连老人。听说是孙蔚如家乡来人，老人很激动，开口就说：“当年多亏孙司令带部队来呀！”
            　　在寻访陕军抗战史过程中，张君祥也从山西民众的口中了解到日军在当地所犯的兽行：“东延村有12名妇女因反抗日本兵的凌辱，被日本兵用刺刀逼着跳入了黄河……”更让张君祥感动的是遭受切肤之痛的山西民众对于中条山英烈的景仰。
            　　在茅津渡以西的洪池乡郑西村，当地老人带领他们去看了竖立在村头的一块半人高的石碑，据说是“六六会战”期间由117师的一位营长所立，背后刻着在第一批攻打茅津渡中阵亡的士兵的姓名，此碑名为“后死碑”，意为后死者为先死者所立之碑，以示其前赴后继、不惜献身的决心。张君祥回忆说，当时是清明节刚过后的两天，那墓碑前还端端正正地敬献着一个用树枝扎成的花圈，据说是当地村民所献。村里的干部还告诉他们，年年清明节都有周围的乡亲到这里烧纸祭奠。“文革”中，有人要砸了这碑子，还是村里几个老人舍命保护，才使得碑子得以保存至今。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作为英烈故乡的陕西，民众对此似乎过于冷漠。惟一的一座抗战纪念碑（1940年所立，位于莲湖公园）也在1963年被拆除。”张君祥感慨不已，这使得他为自己又添了一项使命：呼吁陕西各界重建抗战纪念碑！可惜至今也未见下文。
            　　四
            　　文字碑终于树起来了，存留在记忆深处的铁马金戈、那些迷失在时空交错中的魂牵梦萦，终于打破压抑多年的沉默，那段淹没于历史烟尘之下的抗日悲歌终于越来越清晰地浮现于世人的眼前。
            　　从中条山回来，张君祥就直奔孙修家，但到门口就看到刚刚设立的灵堂，老人已经先一步走了！
            　　这使张君祥更有了紧迫感：“那些为数不多的幸存者也都是行将入土的老人，生命已不能等待！”他开始寻访更多的幸存者，从他们口里探究那段血与火的岁月里的真实。
            　　1998年，他从孙蔚如长子孙存汉口中得知，曾跟随孙蔚如20年的贴身副官徐鸿恩老人还依然健在。他立即动身前往乾县寻访，在一个小乡村里，已经90岁的老人和老伴栖身于一间土屋，可见其生活之清贫，但老人依然不失军人作派，得知有客来，先起身整理好穿戴，才迎客进门。老人对于孙蔚如的一些回忆让他们感受到一个有血有肉的抗战将领。
            　　在穿越时空的寻访中，他们一次次为战死沙场的先辈感叹，又一次次为回到故乡又遭不公的老兵们感伤！
            　　张君祥要为中条山先烈立传的消息当年经本报报道后，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一时间，有上千名幸存者和殉国将士的家属纷纷与他联络，诉说有关那段往事的片段。那些存留在记忆深处的铁马兵戈、那些迷失在时空交错中的魂牵梦萦，终于打破压抑多年的沉默，使那段淹没于历史烟尘之下的抗日悲歌终于越来越清晰的浮现于世人的眼前。
            　　2004年底，在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到来之际，一本描述中条山抗战的纪实文学作品《立马中条》问世。这部由徐剑铭、郭义民、张君祥三人参与创作的近30万字的纪实性作品，以饱满的激情、激扬的文字，全景式展示了那段铁马兵戈的史实，经人民出版社出版，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作者之一的徐剑铭毫不掩饰自己对于那段历史的景仰，他说：“毋庸质疑，在我们这个时代，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情绪正在堕落。尤其是陕西人，没有遭受日本侵略的切肤之痛，对这段历史漠不关心，所以我们是带着一种冲动在写这本书，我们认为，这段历史不该被人遗忘，尤其应该为陕西人所了解和理解。”张君祥也表示：“终于可以告慰那些战死沙场的陕军英灵了！”
            　　作家陈忠实一直关注着中条山抗战史及其纪实文学作品《立马中条》的进展。他在《立马中条》序中称：“作者是将被淹没的史实钩沉出来，注入民族的血液、也注入民族的现实和记忆。”他还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日本人始终没有进潼关，就在全国人民心中留下了陕西人没有抗日的印象。但事实上，日本人之所以没有入潼关，正是陕西军民在中条山抗击侵略的结果，正是他们在前方的战斗赢得了后方的安宁，应该让一代又一代的陕西人理解和了解：陕西人在抗日战争中有艰苦卓绝、富有民族大义的战斗行为。”
            　　记者了解到，经张君祥及其家属多方寻访、印证，先后已经有8人被国家民政部门追认为烈士，而此时，距离英雄离去已经有半个世纪之久！
            　　而李子含老人，也还在继续为在陕西重建抗战纪念碑一事向各方呼吁。
            　　文／图记者陈颖

黑子

记者寻访重庆抗日老兵 感受英雄60年前飒爽英姿
     
      今天，我们只能从他们依稀的记忆中寻找当年的壮烈，这一天或许离我们很远，但时常萦回在他们的梦中。如今他们都走向迟暮之年，记忆就这样散落在仄逼的巷口、宁静的养老院、和他们零碎的生活中。这些老人大多眼神不济了，但在他们模糊不清的讲述过程中，偶尔会有亮光从眼睛里掠过，或许，那就是60多年前的烽火——
          3月19日，市精神病院，76岁的郝海元
         
      今天，去市精神病院寻访问郝海元。问在院坝里闲坐的几个人，X栋楼在哪里，他们指着身后的一排房屋，却说不上来到底是哪一栋，但一听说是找郝海元老人，一个中年妇女尖着声音喊：“哦，郝院长哪，早说，在那边。”

          开门的正是老人。从市精神病院退休后，由于身体的原因，他更多的时间是呆在家里。
          老伴过来，仔细盘问了记者的身份，然后爽朗地笑了，说明天是他们的金婚纪念日，山西老家的亲人们都来了。郝老说，妻子像个哨兵。
          郝海元是山西榆社人，今年76岁，13岁时在太行军区三分区参军。
         
      提起战争，老人立即来了兴致。“三九寒天，太行山的气温降到零下二三十度，连空气也冻得咔咔作响。我们穿着空心破棉袄，双脚冻得通红。平常没事的晚上，战友们聚在火堆前，用一根筷子，绑上一些棉花，随便在背上搔一下，虱子就沾在棉花上了，然后放在火上烧，只听见一阵‘噼里啪啦’地响，就有人会得意地喊：‘看看，革命虫，革命虫！’”

         
      “我们住的那地方，离日本鬼子的据点只有2里路”，郝海元老人告诉我们。1942年的时候，中国军队的力量还比较薄弱，“为了保存实力，有时我们一天要转移四、五次，夜晚睡觉也不能脱衣服。”

          有一次，实在太困了，郝海元把绑腿脱下，一边看着“哗啦哗啦”落下的“革命虫”，一边在想，日本人还远，应该没什么问题。
         
      结果早晨4点钟左右，巨大的吵声把他闹醒了，“自己被日军包围了。”他跑了出去，当他跑到一条深沟的时候，前面的一个战友倒下了，后面一个战友倒下了，而自己正巧在深沟里，躲过了一劫。

         
      后来整个部队终于顺利脱离了危险，至于原因，郝老回忆说是当时的一个炊事班长手里还有一颗手榴弹，他顿时急中生智，脱下鞋子，装上一些烧红的煤，向日军扔去，顿时野火烧成了一大片，因此救了整个部队。

          郝老的眼睛里闪着光芒，“人不去鬼不去的地方，就是八路军的根据地，”在他看来，自己的部队和战友是很聪慧的，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况，都能对付过去。
         
      而就在这一年，日本进行了残酷的二月扫荡和五月扫荡。在二月扫荡中，郝海元的父亲为保护公粮，被日军杀死，而在五月扫荡中，他只有4个月大的小弟弟也被冻死。说起这些，老人的声音有些暗哑。

         
      老伴进来了，拿出当年老人各种各样的纪念章和年轻时的照片，用革命军人的豪爽一一向我们解说着当年照片背后的情景，那些身着军装的照片，和那段峥嵘岁月被老人就这样几十年如一日地保存着。

         
      客厅里传来儿女们的笑声，门铃响了，来道贺的亲人们都会带来一阵热闹的寒暄和欢呼，老人身后桌上放着一张那是几天前他和老伴去照的金婚纪念照，明天就是他们的结婚50周年了。

          离开时，老人有些留恋和不舍，蠕动着嘴告诉我，他现在有病，是胃癌。
          歌乐山第三社会福利院，82岁的郭晨
         
      见到郭晨老人时，他正趴在桌上专心地吃着面前的一大碗饺子，他一小块一小块的往嘴里送，慢慢地嚼着，很专心，全然不知记者的到来。老伴告诉我们，因为一身多病，平常老人吃一碗饺子需要半个小时。

          福利院的工作人员大着声音给他打着招呼，他才抬头望着我们，有些吃惊。
         
      自从他退休在家，已经很少有陌生人来访了。但一说要讲当年抗日战争的故事，老人眼里闪过一种神采，他甚至一下子兴奋起来，立刻放下碗筷，扶着桌子要站起来。
         
      记者赶紧扶着他，叫他慢慢地吃，不用着急。老人竟说什么也不听，把重新握在手中的筷子再一次放下，又试图站起来。记者只好借口说刚到，累了，出去休息一下。他才重新安心的坐了下来，继续吃饺子。

          这是一排由黑砖墙砌成的平房，院内干净、清幽。郭老的老伴挂着刚洗完的衣服，不远的小路上，福利院的工作人员正推着一个老人缓缓走过。
          现在是下午两点左右，一天当中最暖和的时间。
          “哦，问吧，孩子，”约莫过了两分钟时间，一阵洪亮的声音传了过来。郭老拄着双拐，挺直腰板，已经颤巍巍地站在了门口，对着记者满脸微笑。
          老伴连忙扶他坐在椅子上，把准备好的帽子给老人戴上，再轻轻地围上一条深黄色的围巾，整理好边角，仔细地看了看，嘴角露出一丝满意的笑容，才离开。
          刚坐下来，记者无意间从门口望进去，发现里面的桌上还有大半碗饺子！这个调皮的老人，竟然趁大伙儿不注意，把饺子藏起来了。
         
      郭老出生在河南辉县，“我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孤儿，”他这样解释自己的身世，由于从小父母双亡，在日本占领他们家乡的1938年，他参军了，当时15岁。
         
      一提起太行山，老人显得很激动，他告诉我们，自己曾经在太行山第四军分区的工兵连二排，而自己最为骄傲的一次战争记忆是1944年正月十五那天智取老顶山。老人的眼睛凝视着远方，四周是巍巍的歌乐山，他的记忆似乎在当年的战争场景中一泻千里。“那时的炸药包一般是2.5公斤一个，大的50公斤一个，”他挺直了腰板，比划着，告诉我们当年他就是这样，抱着炸药包向敌军的门扔去。

         
      在起身告辞的时候，老人突然得意地说：“我还写过两首诗。”自己没上过学，但这两首诗却“自我感觉很好”。他目光炯炯，向记者大声地朗诵起来，“炮火连天三九年，日本进攻我辽县，陈赓将军上前线，七七二团去阻歼……”老人的声音铿锵有力，仿佛让我们突然和那个年代发生了某种关系，再一次看到了当年的郭晨——那个高大威武，英姿飒爽的军人。
      
      南岸红旗开关厂，78岁的杨成廷
         
      坐落在厂区内的这座简陋楼房光线不太好。敲开老人的门，老人显出了和郭晨同样的惊奇和激动。语气因激动而有些高亢和反复，“实在对不起，这两年脑子有毛病了，以前的事情什么也记不起来了，如果记不起来反而耽搁了你们，不好，不好，”他不停地摸着脑袋。

          “当年的炮声响啊，震得我现在什么都记不起了，脑子也有毛病，”老人念叨着让我们进了房屋。
         
      一进门是间只有几个平方的卧房，除一张床和一张沙发外，已经没剩下什么空间了，老人在靠窗口的床边，仰起头，等着摄影记者给他拍照。他弯下腰，揉捏着双腿，说：“天气一变，这腿就痛得厉害，很多年的风湿了。”

         
      因为战争带来的后遗症，老人现在除了脑子“越来越模糊”之外，腿脚也不灵了。为了和自己的腿脚作斗争，老人每天6点钟就起床，把前前后后的院子扫一遍，然后去麻将馆看人打麻将，训练自己的思维。

          军旅生涯在杨成廷的一生当中留下了涂抹不掉的痕迹，直到今天，老人仍然如战士般顽强。
          3月20日，渝北黄冠东和小区77岁的赵德铭
          这天正好是老人77岁的生日。
          妻子正打电话，叫女儿下班后早点回来，给爸爸庆祝庆祝。赵老坐在宽大的沙发上，一脸慈祥。
         
      61年前，赵德铭加入了第二野战军。据赵德铭回忆说，当时他们的根据地在太行山的郝玉村，离敌战区有七八十里路，那时他经常和二十来个战友到敌战区去喊话或放上几枪，“这是为了扰乱敌人，”他说，敌人不知对方有多少人，不敢轻举妄动，但由于在敌战区，而自己也势单力薄，一般会持续半个小时左右就会撤退。每周一般会去两三次，据说这是对付敌军的战略之一。

         
      而在赵老记忆中，打得很漂亮的一仗要算1944年12月到太行山下的原始县进行的一场战斗。枪炮声，炸弹声，震耳欲聋，那个时候敌人也喊，自己人也喊，冲进城去了，每前进一个地方都要跟敌人血战，有时候院子里面没院墙，敌人就撂个手榴弹，撂个手榴弹还没炸呢，(我们)马上拾起手榴弹，又撂过去，把敌人炸得那边没有声。

         
      “子弹轻轻从腿边擦过，只要没有穿过骨头，自己是一点也觉察不到的。”赵德铭说，有一次自己的手无意之间摸到腿，有冰冷冰冷的水，拿起一看，才发现是血，心理觉得立马就不行了，但只要自己没有发觉，是没事的，“一般的伤哪知道疼啊。”

          听说记者见过郭晨，赵老关切地问了一连串：“郭晨他怎么样了？说话还清楚吗？记忆力怎么样？”
         
      记者告诉他老先生还很有精神，只是最近身体不太好。赵德铭感慨地说，“我们是一个地方出来的，当年在太行山抗战时，每次开会见上一面，也没怎么说话，后来联系得更少了。”

          3月21日南岸弹子石91岁的杨养正
         
      今天要采访的是两个很特别的老兵。一位是曾经当年死守上海四行仓库的“八百壮士”之一杨养正，一位是当年参加美国援华空军第十四航空队(即陈纳德将军带领的美国空军“飞虎队”)的6名中国人之一，国内目前惟一在世的美国空军“
      飞虎队”中国成员龙启明。
          弹子石正街一连串的石梯走下去，走到最底下，街道的人告诉我，那就是杨养正的家了。
          一道破旧的木门进去，是个几家人围成的窄小阴暗的小院。杨养正的老伴赵孝芳把记者迎进其中一道门里，对坐在沙发上老先生说：“报社有人来看你了。”
          一眼望去，这里总共有三间房屋，最里面一间有两张床，一张桌子和几个柜子，一把藤椅放在中间，竟然显得簇新得有些耀眼。
         
      中间一间也放着一张床，几把椅子，一张桌子，一个沙发、一台电视和一个有些旧的冰箱。桌上一个很小的电饭煲正在“扑扑”地响。再过去一间，就是厨房。以前烧柴火的灶堂里有一些黑煤，赵老太太告诉我，现在他们烧煤了。

          老先生眨了几下眼睛，手在半空中点了点，“你坐，你坐。”老人热情地招呼着记者。其实记者早已坐了下来。赵老太太告诉我，他眼睛看不到了。
          记者这才仔细地看了看他的眼睛，双眸有些混沌，右眼偶尔转动一下，左眼比右眼要小，几乎是眯着的，不能转动，时不时地眨着。
          似乎觉出我在打量他，老人自言自语的解释到：“那是颗假的，后来安上去的。”
         
      1937年10月30日，日本向四行仓库发起总攻，坦克开进了“八百壮士”构筑的工事，杨养正身边的战士一个个倒在了血泊之中，看着轰轰前行的坦克，他从旁边的战士手中接过一挺轻机枪，对着坦克“啪啪”地扫射，突然，一块弹片射入他的左眼，他的左眼珠被击碎，巨痛让他顿时失去了知觉。当时他23岁，是少尉排长，风华正茂。

          后来，他安上了另一颗眼珠，不仔细看，还是和右边的一样。杨养正并没介意战争在他身上留下的永久的烙印。
          “他几乎每天都坐在沙发上，没怎么动。”赵老太太告诉我。
          “你应该出去走走，”记者建议到。
          “他眼睛看不到，到哪里都不方便，”他的一个女儿进来，插了一句话。
          “最开始我们也要扶他，但他一般都不让我们扶，有时会让妈妈扶他出去，但妈妈比他矮，也很不方便，后来也不让扶了。”
         
      老人穿着厚厚的一身衣服，坐在沙发上，像一座雕像。虽然坐着，仍然可以看出老人很高。老人仔细地听我们在旁边议论他，终于忍不住了，仰着头说：“我以前也经常出去的。”

         
      老人今年91岁了。他指的以前，是在右眼还看得到东西的时候，那时他爱陪着老伴，到家门口不远的南滨路上溜达，或者干脆爬上高高的石坎，到上面的弹子石新街去买两样小菜。

         
      而后来，右眼不知得了什么毛病，平时生疼生疼的，直到现在就几乎是什么东西都看不到了。赵老太太告诉我，现在他惟一的娱乐就是听听收音机，那里有他喜欢的戏剧，也有各种各样的新闻，老人听着听着会自个儿地笑开。而更多的时候，他更喜欢一个人坐在沙发上，用耳朵辨认着周围的动静。

         
      旁边锅里的饭“扑扑”地响，里面蒸着馒头，老人的牙掉了很多，几乎什么东西都嚼不动，但喜欢吃馒头，平时也只能吃一些馒头，喝几口菜汤。年龄大了，病也多了。

          杨老1977年从一个副食公司退休，去年年底每月的退休工资涨到了500多元，加上赵老太太每月的退休工资5 00来元，就是他们目前所有的收入。
          老人没有说自己穷。他只是兴致勃勃地向我讲述着当年自己和“八百壮士”死守四行仓库的故事。并较真地告诉我，
      “实际上只有400多人，哪有什么800人哪，那是迷惑敌人的，”老人乐了，面对敌人，在敌人面前壮壮威风是应该的。
      “孤军不孤，全上海人民是你们的坚强后盾，”杨老始终不忘当年附近租界里躲避战乱的上海人冒着生命危险给他们送饭吃。
          “什么三个月灭亡中国，我们的保卫战也历时了近三个月，”老人显得有些激昂了，“这证明日本人错了。”
         
      后来，老人当过战俘，被关押了几年，凭着勇气逃脱了敌人的魔窟。老人回到家乡湖北随州，那里已经完全找不到家的模样，随后，他不得不来到重庆。在重庆，他认识了还在念书的赵孝芳，赵老太太说，当初她很崇拜“八百壮士”，尽管当时杨养正左眼失明，她仍决定嫁给他，他们商量好了，等抗战胜利便结婚。1945年8月15日，抗日战争胜利的消息传开了，他们当时乐坏了，在第二天便大摆酒席，宣布结婚。

          老人说起这段历史时，依然谈笑风生。
          他叫老伴把奖章给记者看，赵老太太把早已捧在手中的忠贞奖章递了过来。
      大渡口革新村，82岁的龙启明
          一座民居里面，记者见到了这位目前惟一在世的美国空军“飞虎队”的中国成员。老先生两天前生病了，正发高烧。
         
      龙启明，广东顺德人，出生香港。1941年日军占领香港，刚刚考入香港政府工学院的龙启明被迫停学逃往内地，几经辗转，于1942年8月考入中国航空公司。两年后，他开始参加以美国援华空军为主编队的中国——印度空中飞行任务。

         
      “现在身体没什么大病，只是偶尔会感冒，”他说，来重庆几十年了，早已经习惯了这里的生活，不说英语也不说粤语，一口重庆话。但他还是喜欢咖啡，很少喝茶。
         
      “那时，我们每天要从昆明——印度往返一次，”龙启明说，当时的飞机没有增压设备，升到3000米高空时机舱就寒冷彻骨并且严重缺氧，但每次飞越驼峰时，大家都紧张得汗流夹背，然后，汗水在瞬间凝为冰霜。在龙启明的记忆中，驼峰山口变幻莫测的气流常让飞机失去控制或迷失航向，稍有不慎便会机毁人亡。

         
      “每次飞行前，同伴们都会在胸前划十字祈祷，因为每一次飞行都可能是最后一次，”龙启明说，许多头一天还一起喝酒打牌的战友，第二天就葬身驼峰，尸骨无收。在驼峰上飞行了2100小时后，能说一口流利英语的他与另5名中国飞行员一起，被调入美空军第十四航空队，成为飞虎队的一员。

          1952年，他调到重钢，在重庆一呆就是50多年。
         
      这名曾经在驼峰航线上出生入死的飞虎队成员以前每年都会回香港看望家人和朋友，而现在身体不太好了，很少出去走动。平时一些以前的朋友来了，会约上他们到附近的一家美国餐厅小坐一会儿。

          因为发烧，老人说话很艰难，记者不忍心打扰，起身告辞。老人很不安，颤着身子送记者出门，他很真诚，说等身体好的时候，他一定和记者好好摆谈摆谈。
          采访后记
          当年的抗日老兵何在？可好？目前重庆有多少抗日老兵？带着这些疑问，我们走上了这次探访之路。
         
      然而，直到采访完成，也没有得到目前老兵的最终统计。老干局的同志说，老干局只管老年干部，没有老兵的统计；统战部的人告诉记者，统战部主要是负责政策方面，对具体的数字也不知晓；目前记者只有从民政局了解到那里有一部分老兵的资料。民政局优抚处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那里有一百来位老兵的大概资料，不过大多都生活在各区县，生活比较困难，而当记者试图进一步了解时，另一位工作说优抚处没有，找抗日老兵可以到离退休人员工作处。

         
      在离退休人员工作处，这里只有民政局下属十多家单位的抗日老兵统计。记者终于在此看到了他们——这些很大部分不为人知，但曾经在战场上叱咤风云的名字。
         
      短短的三天时间，我们拜访了的只是一部分老兵，但从这部分老兵中，我们可以知道这个群体这些年的生活状况。由于战争时期给他们留下的痕迹，老兵们大多都忍受着各种各样病痛的折磨：胃病、风湿、残疾……

         
      由于年龄和疾病，他们大多都习惯呆在家中，但面对镜头，他们会很在意留给大家的印象，会努力地睁大眼睛，挺直腰板，在这些照片中，我们再一次回到了那个峥嵘岁月，看到了他们曾经的飒爽英姿。
时代信报 　　　

黑子

战友在身边一个个倒下

               
            昨晚，83岁的石门夹山寺护法释来空——前国民党第10军总监部中尉联络参谋吴淞，在他长沙的家中接受了本报记者独家采访。在吴老的记忆中，记者仿佛嗅到了62年前的硝烟，看到了战场上的战火，听到了官兵们的誓词如暴雷般响起，震山撼石，四野回荡……
            16岁参军抗战
                1938年的长沙，抗日情绪分外高涨。当时才16岁的吴淞随即报名参军。
               
            吴淞被编排进了税警总团。1942年，随部队到贵州整训的吴淞被保送到军校受训。1943年11月，吴淞被调到国民党第10军总监部，任中尉联络参谋，主要负责了解弹药、卫生器材、军粮等军需品的消耗情况并酌情补充。其时，常德会战激战正酣。
            日行80公里驰援常德
                11月22日，日军第11军主力开始向常德发起总攻。余程万部在常德的核心阵地只剩下800人。而他们，却需要抵抗7000日军的围困。
               
            国民党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令方先觉率驻守衡山的第10军火赴常德增援。刚刚被派到该军军部的吴淞也随部队北上了。经过4日3夜，11月30日凌晨，他们到了。德山、常德汽车南站是此役的关键。方先觉部署：第三师攻打德山，190师夺下汽车南站，预10师作为机动增援部队。一场惨烈的战斗开始了。
            目睹战友血染沙场
               
            1942年11月30日凌晨6时到下午6时，国民党第10军的将士们把德山攻下来了。可是，经过4天的突袭，加上后援乏力，德山又被凶狠的日军抢下来。
                12月5日，方先觉把剩余兵力重新部署，猛攻德山和常德汽车南站，新一轮的惨烈战斗又拉开了。
               
            吴淞当时的任务是“蹲点”，即看到哪个地方战斗激烈，就得过去了解那边的补给如何。当时，他看到3师第9团那边的战斗特别激烈，于是他前往了解补给情况。这一去，铸就了吴老终生的记忆。
               
            他看到，至少40架敌机在天上盘旋；他看到，第9团的上校团长张惠民被敌机机枪击中，浑身淌血地倒在他身前；他看到，被团长的牺牲所激怒，重机枪连连长封全善操着把步枪冲出战壕，向敌机怒吼着射击，最后倒在了阵地上……此次战斗结束后，9团3营的700多官兵只剩下2个人。他俩，与吴淞一起走下阵地。
            寻找阵亡者之妻
                吴老在该战役后第一次走进了这个城池。
               
            “它没有现在的常德城的十分之一，却让10来万条性命耗在其中。我走进去时，满眼看到的都是没有屋顶的房子以及遍地的尸体。”吴老的眼光是那么遥远，他说，“当时的规矩是，连级以下的军官就地掩埋，营级以上的运回长沙。我随部队回衡山，经过长沙的时候看到，在西湖桥一带，全部停放的都是从常德运回来的棺材。西湖桥一线听到的都是哭声……”
               
            忽而，吴老收敛了凝重和悲伤，说：“我很想通过你们晚报找个人。她就是封连长的新婚妻子，长沙人。我在1994年还见过她，为了守着封连长，这个女人一生守寡，不易呀！”
                记者了解到，1994年，这个名为贺素琴的女性住在长沙市裕南街电业二村。
            傅林